中国慈善的广东式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胡车

2008年6月27日 星期五

汶 川大地震见证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巨大热情——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截至6月23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23.78亿，实际到账款物510.78亿。 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来自中国民间的捐助几乎为零；还在10年前，影响遍及中国29个省市、直接经济损失达2500亿元之巨的98’全流域洪灾中，中国收到的民间捐款仅6.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未到位）。 汶川地震引发的这场民间慈善核爆，显示中国慈善业成长力惊人，也呈现了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在资源动员、调配、组织等诸多方面聚集起的 强大能量。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到底中国政府要把民间慈善组织视为具有行为能力、责任承担能力的成人，还是继续把它们看作行为能力有限、需要 监护的孩子？

中国自1978年启动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垄断一切资源、包办一切福利救济的时代，逐步远去。此次赈灾正是最鲜明的例子。源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善款中， 由开放最早的广东贡献的额度超过了49亿，占全中国近1/10。广东的巨额捐款超过了大企业总部云集的上海和北京，也把在经济总量上同一阵营的山东、江苏 和浙江抛到其后。若以广东作为分析对象，我们确实能为前述疑问，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信息。

有关数据显示，广东一省的民营企业在2007年的增加值达到1.32万亿元人民币，与山东、浙江两省的民营经济相当；而江苏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则落后 广东3000亿，但占到了本省GDP的五成，而广东只占四成。同为民营经济发达省份，为什么广东民间社会显示出更强大的民间资源动员能力？这或许可以从其 浓厚的慈善传统中找到因由。根据民国政府内政部1932年对广东44个县的调查，该省共有慈善社团228个。伴随着1970年代末国门大开，中国在宗教政 策和慈善事业政策上相对放宽，在1950年代被“全能主义”政府接管的他们又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复兴。

据不完全统计，在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300多万人口的潮汕地区，已涌现了1000多家民间善堂善会。其中，相当部分以在海外粤人中影响巨大 的宋大峰和尚为信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潮汕商人还在中国大陆拥有大量投资，政府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间慈善。

从24小时转播的香港电视和海外亲友的交往中，广东人可在有意无意之中体会到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但是，这种外力推动的开放毕竟有限。据了 解，汕头业已复兴的100多个善会善堂中，仅存心、慈爱、延寿、诚敬、诚心等13个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而且，备案仅意味着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并不等 于拥有法人资格。他们仍然是受当地慈善总会“监护”的孩子；不被认为具有健全的行为能力；他们的领导班子由后者来最后定夺；举凡重大活动须向后者请示报 告。

已在此次震灾中为四川和甘肃灾区募资300万元的存心善堂在近代史上位列潮汕地区五大善堂之首，在2003年实现重办之后到目前，它已从最初的11 个重建发起人发展到1万多名会员。如果它获得法人资格，制度性能量必将更猛烈地释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全国甚至是跨国性的民间慈善机构亦有可能。声誉遍布 全球的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也是从一个老太太“慈善俱乐部”成长起来的。

中国政府必须要学会面对的是，经过多年的市场发育，沿海地区尤其是深受香港影响的广东民间社会已经拥有相当的自理、自立、自治能力。目前，在政府看 来可以接受的是，让富人自己成立翟美卿那样的非公募性慈善基金会。但是，非公募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官办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竞争。即便是超 重量级拳王，当他被划定活动范围时，恐怕也难于与一个可自由迈动蝶步的普通拳手竞夺金腰带。这不只是广东的困惑，而是转型期中国所遇到的普遍持续困扰。

如果放开，如何对民营公募基金会进行监管？是政府审计还是独立的民间审计？官方审计力量早已为此伏彼起的贪腐事件忙晕了头，而具有真正独立声誉的会 计师事务所即使在广东这样的民营经济发达省份也十分缺乏。试图在中国保持“先行”地位的广东若能利用先行先试的探索权，在这个问题上勇闯难关，广东的民间 慈善或将在制度层面得到真正的成长。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尝试会更有先锋价值。

在更长远的未来，这还将推动广东率先形成民间社会与政府互动的结构模式，改变原子化的个人和组织化的政府的二元结构，政府也就有望降低管理成本，因 为在很多时候它不必再与数以亿计的个人展开“公共品”交易。在近代历史上，善于借鉴西方的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广东能否再次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前锋”，还有待观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