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否在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中掌握主动权,抢夺话语权,做到既及时准确又不损害当地政府形象,值得我们基层传媒工作者深入研究。
　　
　　第一时间原则
　　
　　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的速度其实是媒体应对危机水平的一种象征,它说明应急预案已经启动,事态正在得到逐步控制。但是公众如果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人们会认为媒体未能对危机作出及时的反应,从而对媒体失去信心,而重新获得公信力需要媒体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挽回。
　　2007年3月18日,山西晋城发生了一起矿难,一座违法生产的小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矿主没有及时组织抢救,反而采取了封闭矿井、封锁消息的作法,企图掩盖事实,结果被人举报。当地政府闻讯后,在公共危机处理上举措得当,当地新闻机构在对外传播上也充分运用了突发事件传播中的第一时间原则。先是通过本地媒体《太行日报》在3月21日对外发布了矿难消息,紧接着马上发布了当地政府采取的三条有力措施:一是立即组织救援,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二是立即命令全市煤矿停产整顿,查找隐患;三是控制矿主,立即处理了矿难事故责任人。结果新华社、中新社等国家级媒体在报道中部援引了当地媒体《太行日报》的报道。
　　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除了发挥本地媒体的作用外,还要主动与更高一级的媒体,尤其是国家级的媒体合作,因为它们更权威,影响更大,2009年山西王家岭矿难救援就是当地政府与中央电视台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将组织救援的每一次决策、采取的手段都及时予以报道,让全国全球观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了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特别是救援成功的现场直播,场面十分感人。所以说王家岭矿难救援在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媒体充分发挥第一时间的奇迹。
　　什么是第一时间?可以理解为不要等到一切搞清楚了再发布,而是第一步首先要立即告诉受众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告诉读者现在情况如何,再接着报道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时候“尚无可靠结论”或者“没有任何确切消息”本身也是一条重要信息,它能够有效防止错误、虚假信息的出现和蔓延。这比过去要求完全准确、宁肯不说也不说错的求准、求稳传统习惯要快得多。即使由于随着对事件的认识逐渐清晰,初期的发言证明已经错了,这时只要马上予以纠正,讲明原由,受众和外媒也不会揪住个别错误信息不放。在要求完全准确、宁肯不说也不说错的求准、求稳传统习惯下,适合我国国情的“第一时间发布”,害怕出错而坐失第一时间的信息发布会造成突发事件不准确的传播事态进一步扩大,为后期的不间断发布增加难度。
　　
　　抢夺第二落点
　　
　　在无法抢到第一落点时,努力抢到第二落点,甚至第三落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曾经轰动一时的山西洪洞黑砖窑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率先发布这一新闻的河南一家媒体没有深入采访核实,片面夸大了新闻事实,致使本来只有几十名受害者的事实夸大为上百名,山西的新闻媒体在全国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没有及时抓抢第二落点,还原事实真相,而是集体失语,错过了纠正错误新闻的最佳时机,经过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媒炒作,居然演变成了一桩影响世界的丑闻,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山西省的形象,也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突发事件“首发”不是结束。因为从新闻职业化的角度来说,国外媒体规定记者不能完全利用二手材料,必须进行核实或者找到新闻的第二落点。所以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在抢抓第二落点上下功夫,做到及时准确,以正视听。
　　2010年9月1日,美国《赫芬顿邮报》评出世界9大污染最严重地区,山西临汾居首。报道称座落在产煤带上的临汾市,堪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根据环保组织的一项调查,临汾市空气污染极度严重,当地居民如果把刚洗完的白色衣服挂到室外,等干透时,衣服已经变黑。环保组织称,由于临汾市空气污浊,在当地生活一天吸入的有毒气体,相当于抽了3包烟。临汾的污染主要源于煤矿挖掘、汽车尾气排放和工业污染。
　　美国媒体《赫芬顿邮报》的相关报道首先在国内网媒上传播出来,有近百家网络媒体转载,不少纸媒也进行了报道,逐渐形成一种舆论态势。
　　山西媒体这回反应非常迅速,在抢抓第二落点上做足了文章。先是山西省环保厅在9月1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9月2日山西媒体即以详实的数据、有力的事实说明了临汾在治理污染上的进步,在黄河新闻网上第一时间予以发布,新华网、中新网以及山西媒体也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山西省环保厅又专门约见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利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接二连三抛出一篇又一篇报道,报道用数据说话,以事实佐证,让中国媒体告诉世界事件真相。有力地澄清了事实,挽回了影响,被总结为“成功应对范式”。
　　
　　借鉴国际媒体的“七大原则”
　　
　　国际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经常强调几个原则,即:非功利原则——履行社会责任(socialResponsibility);时间性原则——时间就是生命;效率性原则——简洁明了;协同性原则——多媒体协同,用一种声音说话;安全性原则——真实性;合法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后续报道和连续报道;适度性原则——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把握节奏,平衡报道。
　　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涉及矿难群体性事件,要充分借鉴国际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七大原则,首先是利用在地优势充分发挥本地传媒的作用,派记者主动出击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接近新闻源头,建立和巩固可靠权威的消息源,以便在第一时间获悉突发事件的发生,实现首发。“快”并不只是速度问题,在与其他媒体的竞争中,它更代表着一种“权利”,特别是一些敏感负面事件的“话语权”。
　　实践证明,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经验之一是要注重“协同性原则”,主动与更大的或者国家级的传媒协同作战,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已经成为地方突发事件传播的“常态”,也是比较有效的运作手段。另外,掌握适度性原则也很有必要,就是在报道中注意轻重缓急,让整个新闻报道的节奏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这在山西王家岭矿难救援的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是当前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同时,这类事件新闻性强,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报道理念和手段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们需要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做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以便在坚持“内外有别”、“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更积极的对外传播效果。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性,积极打好主动仗。围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香港某报刊曾有一篇评论做过这样的总结:“内地官方媒体一般会在群体性事件已受到控制,又得到妥善处理,并且有所定性后才会做到报道。”换言之,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鲜有实时报道。虽然这两年,在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本田在华供应商罢工怠工等事件上,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向海外读者发出了较翔实的报道,捍卫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但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整体上要再提高,需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观念,抛弃所谓“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式,更不能想当然地把群体性突发事件同“坏事”以及“有损国家和政府形象”划等号。
　　我们在监测海外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发现海外媒体援引国外人权组织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消息,披露中国某省某地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遭到中国警力的压制,造成人员伤亡。通常情况下,这种报道都是夸大其辞,只有碎片化的细节。但是因为海外媒体报道先入为主且危言耸听,所以它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选择积极应对,努力澄清,要么选择听之任之,但不管哪一种方式,其实都是比较被动的状态。
　　第二、就事论事,避免“政治化”解读。对外传播之复杂就在于它涉及国际舆论斗争,一方面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可能被一些势力所利用,在国际上丑化中国;另一方面,海外媒体的介入使一些参与组织者感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采取挟洋自重的策略,促使事态和局势急速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应力克“政治化”的解读,不能简单地将群众的集体诉求视为同政府的对抗行动。政府官员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宜慎用“有组织”、“有预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有黑恶势力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者”等词汇,在处置措施上,尤其应避免随意动用警力,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让警民直接对峙。在对外传播上不应渲染过激的言辞,而宜本着理性和建没性原则,集中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历史背景,交待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好最新进展和解决问题的措施。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市一些市民一度掀起的“粤语保卫战”浪潮,因为正值亚运会开幕前夕,粤语又是海外华人使用最为普遍的中国地方话,这一事件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争议源于7月初广州市政协的一份提案,为了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考虑到今年11月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期间会有大量外宾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访,提案建议在本地电视台综合频道中加大普通话播报时间,以便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广州。结果,引发部分民众不满,出现了“捍卫粤语”、“打响粤语保卫战”的呼声,一些民众还相约集会,但并未成气候。虽然这起事件看起来不那么严重,但是在海外舆论密集炒作中央政府以普通话同化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言论下,广州市内掀起的“粤语保卫战”很容易成为一个新的口实。为了争取主动,在报道这起事件上,对外英文报道坚持用事实说话,指出“广东是全国最早在电视台使用地方方言播出的地区,近十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陆续效仿”的背景,同时也平衡报道当地民众对传统岭南文化如何传承的担忧,及时追踪当地领导和电视台的表态,点出争议的背后反映的是少数族群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尊重与保护本土族群文化的呼声,这样就避免将“粤语保卫战”简单地理解为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矛盾,更不是政府、电视台同市民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第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力求平衡客观。如果群体性事件涉及群众与政府和警力的对抗,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事件的当事人一方,如果在对外传播中一味报道政府的立场而忽视群众的诉求,报道面对海外读者就很难有市场,也很难形成正面的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维护稳定是基层治理的一项刚性指标,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对媒体的表态也不一定是客观全面的。媒体要坚持大局,但是这个大局是国家、党和人民的大局,所以要以大局的精神展开新闻调查,在报道中不妄语,不佞语,因为但儿群体性事件涉及政府和群众的直接对峙,对外传播过程中就势必要涉及政府危机公关、形象重塑的议题,这时最忌讳的就是把话说满,没有回旋余地。从现有经验来看,由于国家放开了外媒到地方采访的限制,一旦发生重大群体事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赶往新闻现场,调查事件真相,所以对外报道不能也无法采取一边倒的策略。一个更为现实的做法就是正视问题,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平衡反映各方声音,包括在对外宣传中履行一定的舆论监督职能,增加报道的可信性。
　　在这方面,贵州瓮安事件的对外报道比较典型,由于冲突涉及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在组织对外报道时,新华社坚持多方切入,平衡报道,留有余地,相继播发了《中国独家报道:贵州女生离奇死亡引发的暴力事件趋平息,悬疑犹存》、《贵州省委书记称瓮安事件背后存在深层次原因》、《贵州警方说,有证据表明瓮安事件当事女孩并非被奸杀》、《瓮安事件当事女孩家属同意安葬死者》、《贵州省委书记反思瓮安事件,表示严查失职渎职官员》、《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被免职》等稿件,被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英国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转载。
　　第四、多渠道密切追踪事态进展,做好议题设置。事件缘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又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是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最想知道的信息,前者是还原新闻现场,发掘事实真相,后者是梳理来龙去脉,透过前因与最新进展判断走势和结果。然而,在事件发生后,真相并不会自动呈现,而且往往会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而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所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特别看重消息来源,记者要深入“风暴”中心,寻找当事人、目击者、利益相关方和其他权威消息源,援引他们的观点、回忆和讲述,将破碎的细节穿连在一起。即使一时的报道不够完善也无妨,因为事件的完整度和真实度是随着报道向前推进不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同时,还要密切追踪事态进展,特别是要盯住网络媒体,随着微博、播客的广泛应用,“公民记者”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报道力量,在记者无法抵达新闻现场的时候,一些群众自发在网上披露的信息能够帮助受众了解事件真相,当然在引用过程中除必须交待来源外,还要以此为线索进行采访佐证或质疑。除此之外,关注网上论坛、贴吧也有助于找准热点,判断事态的发展,及时做好议题设置,引导舆论。在互联网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用行政的办法回避问题已经不太可能。比如,公安事件发生后,传言很多,一些说法如“女生拒绝协助高考作弊而被害”、“警方故意掩盖真相”、“凶手是县领导子弟”、“受害者家属被殴身亡妈妈发疯”等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粤语保卫战”中,网络推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在微博上的一句“母语告急!岭南文化垂危!”短短几小时内就有数千条评论和转载。虽然在“岭南十大文化名片”评选中,粤语本来不在专家推荐的20个候选项目之内,结果在网络投票中异军突起,以超过100万张票高居榜首。
　　第五,建立新闻线索的保障机制。从国内舆情发展的动向来看,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从以往以农民工、城中村居民等弱势群体为主向中产阶层蔓延,比较典型的是厦门市民、上海市民和成都市民分别以温和散步的形式抗议有争议的Px项目、磁悬浮项目和石化项目。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会逐渐增强,而中国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商品短缺的时代,但是在医疗、社保、就业、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短缺问题,加之法治社会建设的不足,民生民意诉求表达渠道的不畅,社会矛盾很容易积聚。所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绝对不是媒体的独角戏,要在这类敏感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媒体需要在服务大局的基础上以职业化的手段做好报道,各级政府也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妥善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同时,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尊重对外传播的特殊性,给予对外报道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