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形象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形象

在实践中，相比较改善国家形象、国民形象而言，政党形象的改善极其不易。而面对如何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一个“不断学习的、开放自信的、亲民为民的”政党形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命题和奋斗目标。
　　
　　不断学习的政党形象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个政党，如果不加强学习、不提高学习能力，势必落后于时代。
　　在世界舞台上，日本是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国家，也因此具有良好的国家形象。历史上，日本总是在同样的起点甚至在更为落后的情况下起步，却总是最快地向强者学习，之后成为“被学习”的典范。在笔者所做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国际调研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文化影响力，他们还十分看重学习能力，他们认为“成长且不断学习”(Growing and Learning)是中国形象的积极因素。
　　2009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明确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四项总体要求”，即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现象”。从2002年12月26日第1次中央集体学习成为一项制度，到2010年9月29日第67次学习，八年间，差不多40天就有1次课，可见学习的频率是十分高的。而且，学习重点突出，涵盖面十分广泛。粗略划分，所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民主法治、社会、党建、历史、教育科技、国防军事、三农、医疗卫生、文化、气候环境、民族宗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而以经济(15次)、民主法治(10次)、社会问题(8次)、党的建设(7次)等问题最为集中。
　　我们的重要邻国——韩国，在得知中共中央集体学习之后，也感叹道：“中国集体学习的主题很丰富，从‘医药卫生改革’到‘适应经济转型期’，其中最多的就是‘国际化战略’。在66次集体学习中，27次同世界局势有关，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关注焦点延伸到了何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如果党无能或堕落，国家就会陷入危机。中国共产党从7000万党员中选拔各界精英，每年派出数千人去海外研修。这种自我革新引领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在怀仁堂‘努力学习’之际，韩国政界却因总理办公室非法调查普通国民而陷入权力斗争的乱局中。习惯攻击和抹黑对手的韩国政客看起来很难胜过认真学习的中国领导人。”
　　针对上述国际关注，我们今后应当积极开展我党各级组织倡导和开展党员学习、提高党员素质的对外介绍。
　　
　　开放自信的政党形象
　　
　　2010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宣丰收之年，在建党89周年纪念日前夕高调推进了几个重大举措，如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中共党务机构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中组部召开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党员队伍发展等重要数据进行解读……其中，揭开中央党校的“神秘面纱”，是中国共产党增加开放性与透明度的一个突出例证。作为培训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2010年3月首次接待了来自1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驻华使节，为这些外交官“释疑解惑”；6月30日，来自国内外30余家新闻媒体的近70位记者(包括42名境外记者)来到中央党校进行集体采访……
　　国际社会从开放透明看到的是中共的底气，看到了—个不断壮大且信心十足的党，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党，看到了一个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勇于展示自己，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的现代政党。正如中联部副部长陈凤翔所言：“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开明开放的鲜活形象替代了封闭保守的刻板印象。”
　　党际交往是外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段时期，有些人认为“价值观不同就没法谈”，但现在开始强调“价值观不同更需要谈”，观念转变的动因同样基于自信与自觉。2010年3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团首次联合派团访华，与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2010年5月24日，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汇集了来自欧洲国家的30多个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欧洲政党之间举行的首次高层、多边、战略性对话。讨论不仅涉及党际交往的基本问题，而且涵盖了“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气候变化与环保”等全球治理问题。
　　的确，差异不应成为对话的障碍，反而应成为加强沟通的推动力。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个政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包括共产党、社会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
　　当然，不仅对待成绩要开放自信，对待批评更要开放自信。必须承认，中国发展越快，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和批评可能会越多。一方面，国际社会的确有对华不友好或反华势力的存在，他们坚持“三无政策”：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无事生非。但另一方面，批评、指责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有一次，我与一名美国官员交流，问他：“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中国的形象在下降?”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很巧妙地指出：“这反映出中国还不太熟悉作世界大国。我们美国人都知道无论美国政府做什么、美国政党做什么，世界上总有很多人批评我们、反对我们。但这一点正好说明，我们美国是世界大国，既是‘受欢迎的世界大国’，也是‘遭批评的世界大国’。”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大国即使再努力也很难赢得所有国家的人心，在某些情况下，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即使是朋友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总好过表扬与自我表扬。因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确要有面对批评、接受批评的豁达与淡定。
　　
　　亲民为民的政党形象
　　
　　经过将近9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7799.5万名，比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人口数还多。西方的政党一切以选举为重，中国共产党则以亲民为民为重。胡锦涛上任伊始，就去西柏坡考察学习，并郑重提出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海内外媒体热议为“新三民主义”。在2009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8周年之际，多家外国媒体纷纷给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打出“高分”。他们认为，“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英美在工业革命时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
　　无数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亲民为民的政党形象。但是，在外宣时，我们不应只向国际社会推荐先进典型、党员榜样——因为再好的典型其代表性总是有限的，而应多宣传普通党员的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在国际社会，外国人一看到什么事情总是“整齐划一”，他们一则敬佩，因为他们做不到；二则害怕，因为他们难以理解。在实践中，摆事实的科学思维，讲道理的逻辑思维，可以给人留下印象，但这种印象是概念化的，只对人的理智产生作用，不容易影响人的情感。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打动人心”，要将“树典型”的套路转变为“讲故事”的思路，一切娓娓道来，既不冲动也不激动，以此产生理想的外宣效果。
　　此外，改善形象不能只靠宣传历史。在国际关系中，很多国家是很“健忘的”，他们或是由于自身的历史很短，或是对历史很不敏感，所以他们关注的重心是当前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岁月基本不太了解，却很关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着如何的发展变化。此外，在对外传播中不应只介绍大工程、大项目、大手笔，而应多宣传普通党员和老百姓的内心世界，介绍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希望、甚至他们的焦虑和担心……。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对毛泽东主席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如今50年未过，世界就已见证了这一预言的初步实现。今天，中国不仅向国际社会贡献物质产品，也开始贡献精神产品。2010年11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题为‘‘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的演讲。潘基文认为，《联合国宪章》几乎完美地体现了“和谐世界”这一概念。他特别强调，“和谐世界”是其工作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由此足以展现他以及联合国对这一“中国词汇”的重视和青睐。中国正在影响世界，中国共产党也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其形象焕然一新。让我们以“不断学习的、开放自信的、亲民为民的”政党形象争取更辉煌的胜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台港澳与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


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的思考字数：3162 字号:大 中 小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年份。全世界都在观察中国的新动向。而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责任也在党。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到来，这必然是一个焦点话题。做好建党90周年报道，应该将其置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既用好中央给予主流媒体的政策和支持，也认识到我国与两方在传播能力上的差异和意识形念的鸿沟。另外，随着十八大临近，在大局上要妥善把握。同时也要注意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再就是，“十二五”开局，经济形势更具有复杂件。所以，建党90周年的对外报道，既重要，又敏感，任务艰巨。我认为，通过我们的报道，应该向世界传递出信息，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消除外界对我党“对内一党专制”、“对外威胁世界”等的歪曲认识。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焦点话题
　　
　　我们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不懈奋斗，而这正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为此，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应该得到世界的尊重。我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追求。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实际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儿成就，大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生命力。中国正在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径。我党践行科学发展观，全而建设小康社会，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正在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巨变。另外。还要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在中国自己五千年的历史上，而且对世界，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把建党90周年的报道，置于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类文明至今经历了网个大阶段，从渔猎、农业文明，到工业、信息文明。哪一个更根本更重要?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说到底由生产力决定，因此，技术社会形念才更重要。不管哪个社会，都要经历这个阶段，进入工业、信息社会。不管哪个制度，是为实现生产力发展而服务的。中国已建立社会主义，但还没实现工业化，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53％是农村人口。一个农民国度，与工业现代社会相比，很多方面差距很大。所以，要说清楚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性，让世界理解，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大经济体，但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特别是人均。而且发展不下衡，差别很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决策的出发点。
　　
　　突出报道的新闻性
　　
　　我们做建党90周年的对外报道，是为了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好的舆论环境。由于不合理的传播秩序的存在，两方对我党有大量歪曲报道。我们要有斗争，有回应，但又不能一概板起面孔，搞论战式报道。同时，建党90周年的报道，也不能搞成对外界输出中国模式的说教，制造出“中国威胁论”的把柄。建党90周年的报道，对内会掀起成就报道的高潮。对外来讲，讲成就，同时还要讲挑战和问题。也就是说，要遵照外宣“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原则开展报道。特别是，要按新闻规律办事，突出建党90周年报道的新闻性。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可以在策划报道选题时参考：
　　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动念。这是外界特别关注的。建党90周年，这方面的报道会有很多。我们要做好中央有关纪念活动的报道，做好领导人讲话的报道。这类新闻比较程式化，对外报道特别是英文报道，在全面准确的同时，要多从国际视角来考虑，增加解读和背景。
　　二是结合一些重要的新闻节点来报道建党。今年有两会、两藏和下解放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等。清明、“五一”、“六一”、“七一”几个节日，也都是报道的时机。这里面，要注意与辛亥革命报道的衔接。中国近代以来160年的历史证明，虽然无数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各种主义都实验过了，都不能成功，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报道上，要注意引用多方面的材料，新鲜的材料，不是自说自话、说套话。
　　三是党领导人民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结合“十二五”开局，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新闻，做好物价、增长、结构调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医疗、会融改革、两部大开发、扶贫、分配制度、民营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创新型国家、法治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等等方面的报道。要有生动的案例和故事，不妨多一些以小见大的新闻。
　　四是加强对执政党自身变化的报道。特别是党的建设方面，比如，从人治到民主、从运动式到制度化；执政能力的提升；党员人数增加与质量的关系；党的基层党组织在新组织的覆盖面(会计师、律师协会党组织得到扩大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党与法治的关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党的思维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党的意识形念的重大变革和创新；等等。这些方面，可能会触及比较敏感和困难的问题，要内外有别。
　　五是在突发事件中注意塑造党的形象。近年来，突发事件多发，我们在对外报道上有一定突破，有一些心得。要注意关注突发事件，包括敏感事件。如何在事件发生时，把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形象传播出去，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除了争抢时效以外，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六是从社会、文化的一些细节中，挖掘新闻，反映我党及中国意识形态的变化。比如，去年上海把马克思著作改为同名舞台剧《资本·论》，我们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做了有针对性面生动的报道，效果就很好。
　　七是做好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报道，做好中共与国际上其他党派交往的报道。
　　
　　回答外界的疑问
　　
　　对外报道，要更多地置身于海外环境中，学会用外界的眼光来观察我党的变化。也就是不回避挑战，有勇气、有说服力地回答海外的疑虑。比如，外界常常有这么一些问题：
　　中共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党?是变为社会民主党了，还是什么?中共要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基本问题，我们清楚了，怎么对外国人讲清楚?
　　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会否对两方形成挑战?中国是否在搞资本主义?中共领导下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建设者还是破坏者?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中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共到底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在矛盾重重的现实境况下，中共能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吗?……
　　这些较大的题目，要通过实地深入调研采访，用生动的、现场的、有信服力的事实来反映。
　　
　　拓展报道的形态
　　
　　与建党80周年的报道不同，过去10年，媒体环境的变化非常之大，特别是互联网、移动媒体等的发展成了大趋势，公民通过博客、微博，拥有了发言和传播的下台。建党90周年的报道，要把握这个特点，提早形成从文字、图片、视频、网络、手机的全流程多媒体策划。
　　另外，还要做好开展报道的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学习，特别是学原著、学政策，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熟悉党情和国情。
　　二是深入实际采访，用鲜活的内容来支持报道，不要空泛议论。
　　三是加强舆情跟踪，了解外界的动向和关注点。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
　　责编：贺潇潇


西方主流政党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字数：3073 字号:大 中 小
　　冷战已经结束20年，西方主流政党对我的意识形态偏见依然存在。但随着我与西方大多数政党交流对话增多，特别是我改革开放成果的日益凸显，西方主流政党对中共的认识与评判基调有所变化，在一些方面渐趋相对客观、理性和务实。
　　
　　一、普遍认同和称赞中共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赞扬中共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巨大成就，承认世界从中受益。
　　
　　西方主流政党对中共许多战略都有不同评价甚至负面评论，但对改革开放战略则是普遍给予好评。德国基民盟强调，正是中共实行的改革开放使外部世界“有机会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共”。英国保守党也同样认同，“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世界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澳大利亚自由党副领袖毕晓普更正面地表示，中共有理由为其执政60年特别是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瞩目的成就“感到自豪”。
　　也要看到，包括美国两大政党、欧洲一些保守政党在内的西方政党，出于政治立场考虑，刻意回避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与中共的直接关系。像美国共和党虽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但他们认为，这主要应归功于市场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表示不了解中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二、大多认为中共不像当年的苏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党，而是一个思想开放、善于创新、敢于开拓的政党。
　　
　　通过与我党的接触特别是交流对话，西方大多数政党都表示，中共不是苏共，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并不僵化、守成，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正如德国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霍伊尔强调，“中共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共的务实交往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和中共”，“世界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德国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考德尔也认为，中共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法国社会党前总统候选人罗雅尔曾表示，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包括日本民主党、日本自民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社民党等许多西方主流政党都高度赞赏中共的理论创新能力，强诉中共是名副其实的“学习型政党”，认为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诸多理念很有见地，既有现实针对性，又面向未来，表现出长远的战略眼光。同时，有些党还不忘彰显中共是与它们“英雄所见略同”。欧洲社会党认为，科学发展观与该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义。法国人民运动联盟领导人拉法兰强调，和谐世界思想与法国倡导“均衡世界”理念本质上一致。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加布里尔表示，建设生态文明与该党最新纲领中提出的生态工业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
　　当然，也有一些政党对我存有本能的偏见，并不愿意正视中共的变化。美国共和党个别人士认为，从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上看，中共与苏共不一样。但从政治模式上看，中共与苏共又有相似之处，显然，这些党并不愿意改变对中共的传统政治评价。
　　
　　三、大多认为中共执政经验丰富、执政能力强，有一些方面值得西方政党学习和借鉴。
　　
　　西方大多数主流政党都表示，中共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执政非常成功。日本民主党对中共的执政能力非常钦佩，认为“中共的执政能力大大超过民主党”。该党部分众议员强调，“中共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实干能力，这是保证中国高效、合理运转的重要前提”。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领导人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相似的赞赏，认为中共具有强烈的社会取向，努力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特色，通过集中和强化政治权力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欧洲社会党主席拉斯穆森强调，该党对于中共动员中国人民集体的力量、带领人民朝着共同方向齐心努力的能力留下深刻印象。正因为如此，西方许多主流政党都表达了比较相近的意愿：在执政方面要向中共学习。挪威工党领袖约翰森表示，向中共学习对挪威工党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民主党则强调要从国家管理、政治决策、干部培训、基层党组织运营等多方面向中共“取经”。
　　
　　四、认为中共开明、开放，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对象。
　　
　　西方大多数政党对中共在国际交往中的立场、原则、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在欧洲人民党主席马尔腾斯眼中，“中共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政党，能够正视与其他政党存在的分歧与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这使中共能够与欧洲人民党大家庭内许多重要成员党，如德国基民盟、法国人民运动联盟等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与接触，也使欧洲的政党增进了与中共的相互了解”。欧洲另一主流政党——欧洲社会党主席拉斯穆森也同样表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中共更加开明、开放，不拒绝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注意尊重他人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理念。通过与我党接触，德国自民党也表达了其相对客观的访华观感：中共在党际交往中，不纠缠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是尊重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与中共的务实交往使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和中共。
　　西方不少政党都强调与中共的交往使之受益良多。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山崎拓感慨：同中共开展党际交往已成为自民党对外交往的核心，并带动了自民党的国际交流工作。德国自民党则从哲学的高度评价与中共的往来，强调同中共的交往，对本党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飞跃”。
　　
　　五、对我政党制度、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偏见很深。
　　
　　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西方主流政党并不认同，甚至公开表示质疑。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明确表示，政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中共却在政治上领导其他八个民主党派，这让人费解，这一状况在理论上也难以说得通。一些对我党带有很深成见的西方政党始终把对苏共的“定性”和“评判”套在我党身上，认为中共领导下的政党体制是一个“威权体制”，依然维持“集权化”。英国工党、保守党内有人对“中共在一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下能否保持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不断改革”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源自其经济建设的成就，如果经济陷入困难，能否继续维持合法性难以确定。西方一些政党内有极少数人则视中共为“另类”，认为中共秉持的是“异类”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这就使“中国的政治制度既难以渗透，又异常脆弱”。同时，欧美政党内有一些人主观臆断中共的未来走向，声称中共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是相互矛盾的“结合体”。英国保守党人黑格表示，中国经济的巨大变革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影响，民众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法国有的政党人士也断言，中国当前发生的社会巨变，不对制度进行变革是不可能的。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政党对我党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如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考德尔就强调，认为共产党是“专制独裁”和“麻烦制造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德国自民党也表示，如果继续抱着旧观念和冷战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共，迟早将会被历史抛弃。
　　总体看来，西方主流政党对中共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表现出很微妙的两面性。他们对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较前正视，但内心又不太情愿在政治上给中共打“高分”，不愿让西方政治文明在面子上“输给”中共。
　　
　　(作者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建党90周年对外传播字数：3137 字号:大 中 小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个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长意味的历史关节势将成为2011年全球高度关注的中国话题。如何将这一重大的中国话题变成成功的传播实践?如何通过这一传播实践更加完整、准确地树立党的国际形象?笔者以新华社对外报道为出发点，结合对海外媒体的跟踪调研和专家访谈，提出一些初步思考和建议。
　　
　　宏观定位，揭示深广意涵
　　
　　中共建党90周年的对外传播是一个大题目，欲揭示其深广意涵，首先需要在宏观上加以定位，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关注：
　　“大历史视角”。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的重点之一，是要回答海外感兴趣的下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或者说，今日中国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即揭示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的走向。对外报道应该向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外国读者说明，在中国近代以来救亡自强的进程中，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具有必然性，中共所承载的使命是民族复兴，而非强权崛起。
　　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立足于现实，既要回顾，更要前瞻。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是中国向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奋斗的最后10年，也是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阶段。同时，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已步入“矛盾凸显期”。此外，2011年也是预热中共十八大的重要一年。
　　“全球视野”。2011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和执政62周年，也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两相对照，社会主义为何在中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中国模式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有何启示?海外关注的这些大问题，对外报道需要努力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与世界联系的空前紧密，世界各国都在观察：中共领导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面对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对外报道正可以中共建党90周年为契机，解疑释惑，积极传播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实现和平发展的理念、举措和成果，比如，中国“十二五”期间推动进出口平衡将给他国带来什么机会?中国将如何运用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中国怎样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等等。
　　“国际传播”。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建党90周年报道提供了新的语境。近两年，中国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动作频频，引人关注。恰在此时，“中共建党90周年”为当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当然，也是一次检验。
　　在国际传播硬件平台全面更新后，“软件”升级是中国媒体更大的挑战，这包括更新传播理念，提高表达水平，拓展媒体形态，增强传播效果，等等。因此，如何将建党90周年的重大主题，变成具有国际传播水准的具体产品，取得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内容为王，提升全球关注度
　　
　　中共建党90周年内容丰富，林林总总，对外该如何选择报道的重点?
　　首先，从对外报道的本意出发，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海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点、兴趣点，将“我们想说的”和“人家想听的”完美地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报道题材、角度和写法，避免自说自话，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在满足海外读者好奇心的同时，取得期望的传播效果。这一点“知易行难”，难在需要精研海外涉华舆情，并根据舆情的启发进行巧妙有效的议题设置。
　　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最近对《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进行了梳理，发现海外对中共建党90周年至少有四大重点关注：1．政治改革。尤其是十八大前中共在民主政治、执政思路、反腐败等政治领域的重大举措或变动；2．国际担当。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渐高；3．经济前景。外媒认为中国受通胀和转型乏力等因素影响，未来经济增长面临复杂形势，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将经受考验；4．社会矛盾。外媒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严重、公权力被滥用、民族问题凸显等种种矛盾，给中共执政带来巨大挑战。
　　其次，根据以往经验，中共领导人在建党90周年前后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海外媒体会格外关注，并对其中透露的有关政策走向、“政治遗产”定位、民主政治改革、两岸关系、国防战略、外交政策等问题的新表述、新举措进行解读。比如，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使用的“不折腾”一词，就引发海外热烈关注和好评。2011年，外媒关注的中共领导人可能透露重大信息的类似场合还包括全国“两会”、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及国内考察、国外出访和外事会见等，媒体有必要制订专门的对外报道方案。
　　此外，和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类似，中共建党90周年应该是贯穿2011年全年的报道主题，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都需要考虑其与建党90周年大主题的关联，并努力揭示这种联系。比如，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复杂，又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宏观调控举措可以折射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西藏将迎来和平解放60周年，中共将如何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此外，全国“两会”、博鳌论坛、夏季达沃斯、国庆62周年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同建党90周年报道统筹考虑。
　　即使是那些无法预知的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甚至是突发事件，也都可能与中共执政理念、执政挑战、执政新举措和执政成效等有内在联系，比如，汶川地震中新华社曾对外报道过板房中的党支部。总之，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需要用更开阔的视野和联系的观点，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
　　
　　着力表达，谋求国际传播实效
　　
　　建党90周年对外传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表达技巧是执行层面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新闻驱动。建党90周年的对外报道必须十分重视新闻性原则，要用事件、现象或“最新发生”推动新闻，深度报道也要缘事而发，要加强“热策划”，不炒冷饭。官方媒体尤其要充分发挥自己在重大新闻授权发布和权威解读方面的优势。关注海外涉华热点，及时加以跟进、澄清和分析，也属于新闻驱动的范畴。
　　善讲故事。对外报道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主题时要尽量将抽象的理论或政策用生动典型的故事来解读，如以江苏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反映中共党内民主进程，用类似的“新鲜事”以小见大，通过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趣味性，吸引和影响海外受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客观平衡。要摆脱高调宣传成就的旧思维，客观平衡地报道中共带领中国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挑战，并探讨解决方案。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那样，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国力显著增强的今天，对外报道采取更加客观平衡低调的手法，有利于赢得海外受众，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中共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有浓重的国际传播色彩，这就需要提升跨文化传播水平。比如，针对海外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受众，制订分众化的报道策略。再比如，对中共提出的执政理念和术语，用符合外国文化特点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要硬译、直译。
　　显然，中国媒体关于中共建党90周年的报道本身，也是折射中国媒体和信息传播政策与水平的一面镜子。期望我们通过富有成效的对外报道，在中共90华诞之际，展现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智慧和可亲的形象。
　　
　　(作者分别系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

巧借外力”做好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字数：2496 字号:大 中 小
　　为做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对外报道工作，把握海外受众和海外舆论的关注点与疑惑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2010年底至2011年初，通过开展网络调查、听众答疑等互动方式，广泛征集境外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议题，以确定报道思路和报道重点，通过报道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境外受众、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和疑虑，拉近报道与受众的距离，通过活跃的互动传播，切实提高传播实效。
　　
　　《新西行漫记》：记录外国记者亲眼所见
　　
　　70多年前，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延安等地采访，并出版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2011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举办“新西行漫记——CRI中外记者寻访纪行”大型多语种、多媒体中外记者采访报道活动。
　　国际台拟组织外国新闻机构和国际台的多语种外籍记者，分路走访上海、浙江嘉兴、福建古田、湖北武汉、江西井冈山、瑞金、贵州遵义、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云南皎平渡、四川安顺场、阿坝、毛儿盖、甘肃会宁等中共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以外籍记者“所看到、所听到和所学习的一切”向全球多语种受众做客观真实的报道，书写当代“西行漫记”的新篇章。
　　“新西行漫记——CRI中外记者寻访纪行”采访报道活动将充分利用国际台多语种外语人才和外籍记者的独特资源优势，以及国际台丰富的境外媒体合作资源，以外籍记者的别样视角，以回顾历史为辅、重在反映采访地的现实，体现对外传播的可信度与亲和力。
　　这项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将由国际台相关部门组织、策划、实施，全台41种语言的外籍记者及与国际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境外媒体记者共同参与。报道将以音频、视频、图片、文字、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在国际在线多语种网站、国际台多语种广播及境外合作媒体上呈现。
　　采访报道活动分出发、途中、结束和结集成册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计划在“七一”前完成，第四阶段计划在“十一”前完成。
　　
　　《与政要面对面》：让外国政要亲口言说
　　
　　《与政要面对面》节目采用名人讲故事的形式，将报道权威性与对外传播贴近性相结合，发挥32个驻外记者站的优势，节目具体内容包括：(1)采访来自具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党派领导人，如：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杰瓦纳；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普莱；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全国书记法西诺；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玛丽亚；埃及民族民主党副书记谢哈布；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阿拉尔孔等。讲述海外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合作的历史与现实，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日趋成熟的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不计意识形态差异，不在历史问题上纠缠旧账，主张完全平等，相互尊重的求真务实精神。节目形式包括文字、音频、视频和图片。(2)采访各国驻华大使，以他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和感受，讲述他们对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与成就的认识、看法与建议，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日趋成熟。(3)采访一批国外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在全球视野下讲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影响。
　　
　　《我眼中的中国共产党》：讲述民众亲身经历
　　
　　《我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广播节目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采访有关人物，追忆往昔的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表现不同国家民众对新中国的积极看法，将围绕以下三条主线展开采访报道：
　　①寻访曾留学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的足迹，展现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
　　②采访俄罗斯、古巴、越南等国曾参加援助过中国的老人、见证过中古、中越友好等历史的老人或家属，讲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印象。
　　③采访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外国友人，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反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看法。
　　
　　讲普通党员的感人故事
　　
　　国际台还将目光集中在一个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上，推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讲述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通过一个个中国公民的形象塑造，以小人物展示大主题，展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发展、进步，力求立体、形象、生动。通过制作《公民中国》、《不同年代的中国人谈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90年》等系列报道与节目，向海外受众报道中国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报道共产党员不谋私利、为民谋利的高尚情操，同时折射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选取中国各个阶层的普通中共党员代表，通过讲述他们温情感人的故事，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突出的贡献与力量。
　　
　　通过普通人士的观点感染受众
　　
　　向海外受众报道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历史与发展情况，一直是我们做好外宣工作的难点。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受众在提到共产党时都带有较强的偏见和抵触，如何让海外受众听得进去、听得下去我们的对外报道，达到入耳、入心的目的，最终通过我们的报道，认同中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创造于我国和平发展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无疑是我们做好外宣报道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国际台在策划做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对外报道时，通过借力打力的方式，提升对外报道的高度和外宣效果的同时，还着力研究借用非官方意见领袖、普通人物的意见和观点来体现报道的意图和效果，通过采访外国普通百姓和中国的普通中共党员，制作系列专题节目，通过中外普通人士的视角与观点，去感染、影响海外受众对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正面评价，着力提升对外报道效果，引导和影响于我有利的海内外舆论，为做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系列活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宣传规划处处长)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的对外交流字数：3016 字号:大 中 小
　　从1936年至抗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克服不利条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组织运筹，开展了一系列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流，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基本消除了国民党长期恶意宣传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内外公众心目中树立了我们党的良好形象。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被完全隔断。国民党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阻止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进入红色区域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则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极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以使国内外公众从心灵上疏远甚至敌视一直在为广大人民利益而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
　　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为了尽快让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了解党的政策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克服种种困难，接触外国记者。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政策。宋庆龄随即推荐为采访共产党人做了多年准备的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7月斯诺冒险来到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会见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返回北平后，立即连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时代》、《生活》、《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发表文字或图片报道，不久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
　　斯诺的这次冒险采访得到国际社会的极高赞誉，认为它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中共领导人长征后实施的对外交流初战告捷，收到了远远超出预料的极好效果。
　　紧接着发生的西安事变，结束了长期内战，启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我们党扩大对外交流战果提供了难得机遇。为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接待好访问苏区的英美等国记者，周恩来于1937年2月向毛泽东、张闻天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政策；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当时，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措施，为外国记者前往苏区提供方便。继斯诺之后，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及个别军方人员前往陕北和华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斯诺夫人1937年的延安之行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对华北八路军抗日游击战的考察。中共领导人同样坦诚地向他们介绍了各方面情况，提供丰富的新闻和研究资料。这些外国记者通过大量直接采访和真实报道，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得到强化，使国内外民众认识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而且开始影响到外国决策层。比如，卡尔逊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要求，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报告中国见闻。罗斯福曾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卡尔逊的信件，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根据伊克斯的建议，罗斯福还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造成的有利条件，从延安走向全国和海外，在各地设立办事机构，既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也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扩大党的影响。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外事宣传组(一年后改称外事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情报，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同时开展华侨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云集重庆的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龚澎作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成为当时的“新闻发言人”，她每天下午都到外国记者站，向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她善于做外国记者的工作，注意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以增强外事工作的效果。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941年1月7日连夜召集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要求他们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外事组人员把编印好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外国记者，让他们分别转往美国和南洋香港等地发表。新闻媒体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大量报道，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国际舆论，促使美、英、苏等大国出面干预。
　　抗战中期，国民党重新加紧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同时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形象。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批准外国记者到访延安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记者和新闻媒体，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说明事情的真相，教育国内外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力。同年6月，中共领导人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他们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情况，向他们说明国共关系的现状。毛泽东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他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他还说了一句深深打动斯坦因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当时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会见时，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斗争的各方面情况。而这些情况由于蒋介石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就连中国人也不清楚。在封锁消息的同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叶剑英用数字说话：“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他提供的大量详实数字，以铁的事实澄清了真相，使这些记者受到巨大震撼。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访问，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交谈，外国记者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对我们党的各项政策有了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纷纷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写了不少描述解放区情况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有利于我们党的国际国内舆论。毛泽东非常注意外国记者的反映，他在一些指示中说：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夏南汗神甫亦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人以外国记者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交往，向世界说明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我们党的多重良好形象：抗日救国、廉洁民主、艰苦奋斗、勇敢智慧。良好形象的树立，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逐渐赢得国内外的人心，而蒋介石国民党则逐渐失掉人心。
　　不断向国内外公众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以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人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当前党的对外交流工作，我们不但要向欧美国家学习，而且应当认真学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大量积累的经验，以从中获得宝贵启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国际中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字数：2710 字号:大 中 小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与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和—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种特殊的意义。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2005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架欧洲空中客车飞机的时候，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度的，需要各国的努力。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到价值观和方法论制约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中国并未发生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的巨变，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此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也往往产生—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出现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就不是科学了。
　　西方社会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有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中国显然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合时宜。
　　
　　中国自身的研究任重道远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许多国学者本身并没有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的价值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是政治上正确。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我举一个例子。从“五四”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但在西方的历史中，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到哪一个书店，随便翻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什么都没有。从前还讲一些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进来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生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术上，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能够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优秀。他们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而没有“社会”。当然，如前面所说，这种研究很多都是肤浅的“科学”(很多严格来说只是对一般寻常见识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说是伪科学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欺骗他人。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深的“误解”因此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也的确在误解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中国人总是告诉西方人，我们正在学你们，迟早我们也会变成你们那样的国家。很多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大都想传达这个信息。这样的话语表现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身上，还可以理解，但表现在学界则很不应该了。亚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社会实践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诉西方，我们变成你们了。但是学者不能这样做。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时的宣传效果。
　　因为相信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相信西方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和转述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例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以及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在翻译中“被消失”。
　　中国对西方的“误解”也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常常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正确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在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和西方会是“同床异梦”。但是在早期，因为中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底端，并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问题还不那么迫切。不过现在，中国从世界体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和西方(确切地说，是和美国)“同床”了。一旦“同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双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就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还不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是谁?”。在自己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如何向西方解释自己呢?如何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
　　中国的理论研究或者对自身的认识至少落后中国的实践好几十年。实践前进了，理论还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甚至比“五四”时代都倒退。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同时精通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他们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随便用来解释中国，也不可随意应用西方的东西。但是现在，精通传统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时精通两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里。
　　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要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白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体系，可能说容易，做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中国研究任重道远。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哪怕只是一部分”字数：3065 字号:大 中 小
　　“希望了解中国人怎样看世界”
　　
　　记者：很高兴认识您，您的名字很中国而且很有文化。
　　魏柳南(简称魏)：我的这个名字已经拥有30多年了。我妻子是柬埔寨籍的华侨，我的姓是她妈妈给选的。因为我妻子的妈妈很喜欢中国文化，所以“魏柳南”这个名字，从抽象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都显得非常优雅，而且这个名字和我法文名字的发音也非常接近。去年我的书在中国出版，出版社跟我商量是否改个名字，说是为了扩大书的影响力，怕人家以为是个中国作者，我没同意。
　　记者：您对中国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魏：我31年前在法国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是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学的中文还有很多“文革”的味道。当时有一个老师是中国使馆派来的，他教的都是批林批孔、学习雷锋什么的，对我们影响很大。我现在跟中国朋友去卡拉OK，他们都很惊讶，因为文革时期的歌曲我都会唱，像《社会主义好》《红太阳》什么的。
　　记者：2009年，您出版了《中国的威胁?》一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魏：我认为应该多了解中国，多研究中国，这对我们西方国家是特别重要的，这对西方国家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法国的媒体、知识分子、汉学家，每天都批评中国。比如2008年奥运会之前，法国出版了30多种书籍，都是在批评中国。因为批评中国的书会卖得比较好。中国这30多年来取得了很多成就，然而有什么成就，没有人会讲。我觉得中国当然有它的问题，可能有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同样也有，像美国社会的问题特别多，法国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有比较客观的看法，把中国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介绍给法国公众。当然，我并不是为了保护中国，而是要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哪怕只是一部分。
　　《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少数民族等等，核心观念是，中国没有挑战别人，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
　　许丽凤(简称许)：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国外，如果你想多了解一点中国，在书店里可以找到很多书，但所有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你们中国翻译了那么多外国人的书，但是在法国看不到中国人写的书。
　　魏：对，除了针灸、古代历史、文学方面的书，而关于现代中国的书没有。特别是你想谈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人是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世界的?一般的外国人想了解多一点，但根本没办法知道中国人有什么看法，因为这些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包括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许：就是说中国人如何向别的国家的人传达一个口信，传递一个想法。要想让别人了解你，这个很重要，当然也很难，因为这不仅仅是把中文翻译成法语和其他语言那么简单。
　　
　　“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报道中国”
　　
　　记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快90年了。我们应该如何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共产党?
　　魏：我在法国每年要做几十场报告，讲有关中国的问题。在讲到中国30年来取得成就的原因时，我会讲因为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法国人，他们会听，但是如果一个中国人在讲同样的话，法国人就不会接受。
　　的确，如何向听众、受众转达信息，对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与国外接触的人，应该知道怎么样去与对方交流。
　　针对建党90周年报道，你用中文出一个专刊，但是完全把中文翻译成法语的，最好不要做。这样的事做了还不如不做呢。
　　就像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收看中央电视台法语台的开幕式转播，画面非常的漂亮，但法语的解说却非常糟糕，我当时的感觉是，最好一句话都别说就好了，我相信大多数法国人与我有同感，因为我没有在中国生活60年的经历，没法理解那个解说词的意思。相反，BBC的转播版本就很受欢迎，它是西方语言，大家能听懂。
　　许：他们想了解和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中国，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本身是怎样的。魏柳南在西方到处做报告讲中国的情况，所有的礼堂都满满的。因为人家听得懂，也愿意听。很多法国人不喜欢从电视和报纸上看中国报道，因为都是负面的，没有意思。
　　魏：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进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报道，不妨请一些法国人来为法国读者写。当然，关于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很重要的，可以作为资料让人们来了解。
　　许：你们可以请一些汉学家，英国的、美国的，因为他们知道用什么方式让读者接受。
　　记者：您刚还说外国人希望看到中国人表述自己的观点……
　　魏：要用真正的法语，法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述你的观点。如果是翻译的话则要注意了解法国人的思维习惯。对法国人来讲，中国人讲故事，法国人也讲故事，但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威胁论是心理问题”
　　记者：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什么这么多麻烦和问题一下子涌到中国面前?
　　许：你们发展太快了。变成一个大国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就是大家会关注你。你到了一个领导人层面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敌人。
　　魏：因为现在中国影响力太大了。西方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既是一种机遇，同时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威胁。这400年来，是西方的统治时期，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以前都是西方世界告诉中国要怎么做，但现在中国要请大家听它的意见，西方人很意外，中国为什么会有意见?让西方人放下身段来接受当然是很难的。
　　西方人还没有习惯一个非基督教国家、非西方的国家强大起来，导致全球受到一些影响，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纳。所以很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害怕中国的崛起。上个星期，希拉里·克林顿出访柬埔寨，她告诉柬埔寨总理说，你应该特别关注中国的崛起，去越南也同样这么说。为什么美国人来告诉柬埔寨的领导人这种事情?他们要用其他的国家来控制中国的崛起。
　　另外，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时候过于自信，这更让西方感到恐惧。中国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还是要像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否则问题很大。尤其是美国现在对中国非常关切。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他们需要中国，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中国发展之快，让他们不习惯。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吗?
　　魏：“中国威胁论”是心理的问题，而非政治或者军事问题。现在，即使美国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是事实上的最大威胁，但是为什么没有美国威胁论?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国家，已经习惯了他的地位，而中国在文化、政治方面则太远、太陌生。所以这其实是心理问题，是宣传和软实力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西方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要看西方是否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西方不能接受，想要加以控制，就会发生问题。如果西方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中国，认可中国的新位置，就没问题。但是现在欧洲和美国还没有接受。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魏：一边继续，一边沟通。国际上对中国成就的诋毁还会持续很多年。面对这轮诋毁的风潮，中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必须避免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的过激反应中，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加深不理解的隔阂，成为敌人进攻的武器。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记者)

充分发挥舆论作用 推动中国与世界积极良性互动字数：2526 字号:大 中 小
　　2011年，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进入“十二五”时期，战略机遇期从前十年进入后十年。随着两个十年的转换，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相互认知的多重落差持续扩大，行为的摩擦明显增多，利益的碰撞日趋深入，舆论的交锋更显激烈，媒体的过招越来越频密，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上的交锋、摩擦、碰撞和冲突都在舆论上得以集中体现，也在各种媒体塑造和推动下变得越来越突出。
　　
　　舆论对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积极互动非常重要
　　
　　上述情况不仅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敏感，而且表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正在变得消极，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引发严重冲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中外相互依赖早已达到利害与共程度的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消极互动甚至爆发严重冲突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将造成严重损害甚至灾难。因此，应该努力防止和避免这种结果，转而设法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积极良性互动的方向磨合发展，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
　　为此，中国与世界均需站在新的变化基础上，调整看待彼此的视角和心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单方面先入为主的强加，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少一些简单指责甚至蓄意妖魔化，从战略和战术上保持克制和耐心，为相互调适关系多留时间和空间，加强危机管理，防止矛盾失控。在信息化时代和全媒体时代，所有这些努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仰仗于媒体和舆论的表现，也就是话语权的大小及其使用，“说什么”和“如何说”将对“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做的效果”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中外认知和舆论取向有巨大差异甚至对立严重的情况下，媒体和舆论是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发挥去火降温的作用，其中的空间和余地显然是很大的，导致的结果也是大有差别的。
　　
　　包容理性的舆论有助于中国从容谨慎地行动
　　
　　从中方来说，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如今中外互动所发生的诸多微妙复杂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日趋强大而非日趋衰弱紧密相关，是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显著提高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牵动显著增强所产生的效应，是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因素”日益突出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阶段必然性。各种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来自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发达国家，这其中有对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跃升以及由此造成的主要国家地位排序重新洗牌尚不适应的客观原因，有长期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地位及优越感面临中国快速兴起的冲击而产生的主观不满、失落和抱怨因素，更是以往把中外碰撞和摩擦都片面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惯常做法的延续，还有制造和利用强大舆论压力甚至不惜妖魔化迫使中国在诸多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妥协屈从进而确保其利益和牵制影响中国政策走向的深层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强者面对弱者走强、既得权势者面对新兴崛起者实现利益诉求等多种现实利益和复杂心态交织纠结的综合体现。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全过程中，尤其是在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转换的大背景下，它们还可能翻新花样，炮制层出不穷的论调，设计各种陷阱，使用各种“邪招”和“损招”，以防范、牵制和塑造中国的崛起。我们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特殊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智力准备。
　　认识清楚了，行动就可以更加从容、淡定和周全。要全面辩证整体地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精神实质，坚定自身战略选择和敢于顶住压力，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在理直气壮地表达诉求主张和坚决捍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程中，兼顾外部世界可能产生的回应，坚持中国人的谦恭、礼让、自我检省和包容，用和缓和隐忍来面对外部世界的焦躁和强压，积极适应环境变化，积累总结以往经验，主动公关，影响涉华国际舆论发展。
　　所有这一切认识和行动都需要一个比较有利的舆论环境。如果媒体的关注和相关报道更加全面、更加包容、更加深入，如果媒体的关注和相关报道在注重新闻性和商业效果的同时也足够注重履行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如果媒体传递的意见领袖的声音多一些冷静和理性、少一些激动和极端，如果中国媒体对国外媒体多一些有理有据的劝说纠错而非简单的批评攻击，那么有关的政策谋划也许会更加周全、政策实践会更加审慎、政策转圜会更加容易、政策效果可能也会更加积极。
　　
　　全面客观的舆论有助于世界更好地适应“中国崛起”
　　
　　对外部世界来说，应该认识到，长期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当今世界，中国发展，世界有利；中国受损，世界无益；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世界自己。施压只会使中国变得更加独立而坚强，唯有由衷地放下身段，平等地对待中国，面对现实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心态和对华政策，真正放弃基于自身发展经历和文明价值观的偏见和成见，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变化，加强接触沟通，在尊重差异和分歧的基础上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要求中国放弃零和思维、放弃傲慢和不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谋求自身更大利益的同时，自己作为长期享有优势的强者首先要做到这一点，自己作为国际舆论的主导者更是应该积极承担领导责任，多做一些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积极良性互动的事，全面客观地看待和报道中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似乎有所进步。英国《经济学家》刊登的有关中美关系的系列文章提出所谓“中国卧薪尝胆是为了发展而非报仇雪恨”、“中美注定是对手而并非注定是敌人”等看法，尽管仍有很多欠妥甚至严重错误之处，但不少看法较以前已经发生积极变化，这些都值得鼓励，希望未来这种积极变化多一点，再多一点。中国与世界在磨合中积极调适关系进而实现良性互动，对双方都有利，也唯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不断应对新的形势变化 研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字数：1877 字号:大 中 小
　　2011年1月12日下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担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北京举行。
　　课题首席顾问、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中央外宣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中国外文局原副总编辑林良旗、全国社科规划办调研处处长陈文学、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姜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毓强等。会议由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主持。
　　周明伟局长在讲话中阐述了开展本项课题研究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强调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传播规律产生的深远影响。他指出，这次课题研究一要有理论突破，创新研究方法，不断适应新要求、新形势；二要借助课题研究平台形成新的研究模式，取得富有创造性的成果。
　　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课题首席专家姜加林介绍了课题的基本定位、整体思路、内容框架、突破重点、研究计划和主要难点。全国社科规划办调研处处长陈文学代表规划办领导充分肯定该课题“定位准确、思路清晰、设计合理、重点突出”，并对课题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对开展课题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一、更新观念
　　尹韵公：要立足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大背景来研究我国的传播能力构建。中国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到当前坐上第二把交椅，速度很快，但可以预见，我们在第二这个位置上，要至少呆十年以上的时间，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我们的国际传播必须为“如何当好老二”服务。
　　二、深入调研
　　严文斌：对当前现状的调研比较难，建议多走访外宣工作一线人员，可以借助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渠道来协助开展调研。
　　唐润华：要利用好“外脑”，广泛采集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多举办和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根据调研结果，不断调整研究框架。
　　高祖贵：先要调研好我国传播能力现状，包括各传播主体的实力、相互关系、有哪些经验、目前的主要工作等；了解提升我国传播能力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确近年来国家发展变化为我们奠定了哪些基础和优势。
　　张西平：短期内获取精确数据比较困难，尤其是对国外的数据调研。基于此，我们可以对西方的历史经验进行调研，批判性借鉴。
　　张毓强：当前，国内对“国际传播”的概念还远未达成一致，衡量国际传播能力的相关指标体系更是接近空白，因此有必要深入调研和研究。
　　三、解放思想
　　刘正荣：研究要从“做什么、说什么”向“怎么做、怎么说”转变。找出“问题”不难，同时要努力找出背后“症结”所在，并合理地解释清楚、对外说明白。
　　严文斌：思维还要更开放，对国际传播能力存在的问题要分析透彻，包括触及体制机制问题。未来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形成合力，平台建设、人才建设、西强我弱态势要有所突破，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研究。
　　林良旗：要有勇气面对和回答当前及今后我们面临的一些有难度问题，从老的体制中、观念中跳出来，不能回避问题。课题组要以开放的思维，对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机制、观念上的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
　　四、着眼全局
　　张西平：这个课题是个宏观研究，因此，宜粗不宜细，不要局限于一些战术问题，要有战略高度。要有国家全局立场，综合国内多部门的做法经验，超越部门利益。
　　姜飞：要有一个战略，要强调新形势下的战略问题，把握好国际传播的重点。要有一个判断，我们正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其他国家对我文化、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多，这是“送上门来的买卖”。
　　五、发挥决策参考作用
　　严文斌：希望课题不断推出阶段性成果，切实发挥服务现实工作的作用。
　　高祖贵：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落脚点不仅是国家形象，更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国际传播。要明确未来五到十年我国提升传播能力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子目标是什么，明确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措施来实现。
　　周庆安：最终的研究建议，要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争取使理论研究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匹配经济的发展需求。

为我所用字数：2589 字号:大 中 小
　　在信息化时代，领导干部重视不重视网、懂不懂网、上不上网、用不用网，应当成为衡量一个干部具不具备现代意识、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标志。
　　
　　懂网、上网、用网，才能管网
　　
　　第一，要懂网，做到“成事不坏事”。
　　在网络世界，每个网民都是一位“记者”，他们无须、也没有办法理会政府的“招呼”，只要把自己看到的事情、拍到的图片传到网上，他就自动变成了一个传播者。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知识的学习，把懂网作为一门必修课，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任何舆情的形成，总有源头和起因。一个地方，要想不被媒体炒作，或少炒作，必须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谋事、干事、干成事，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多干群众普遍受益和长期受益的事，不断创造实绩、经验，为媒体正面宣传提供丰富而鲜活的素材。要知道，网民更相信“做法”，而不是“说法”。
　　第二，要上网，做到“无事不惹事”。
　　不上网则谈不上懂网。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外，上网应成为我们的“第五习惯”，“上网看看”、“在线聊聊”、“网上蹲点”应成为我们的职责要求和生活常态。要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自主性与协作性学习、知识性与研究性学习，将互联网变成我们学习最新知识、掌握最新资讯的“大课堂”。在传媒高度发达、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一点小“火星”，就可能燃起社会舆论的熊熊“烈火”。因此，地方党委、政府作出的每一项决策、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必须更加谨慎、规范，不能背离科学发展轨道，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不能违背公众意愿。否则，就有可能“好心办坏事”、“无事惹是非”。
　　第三，要用网，做到“遇事不怕事”。
　　互联网已成为公众向政府反映情况、表达诉求的“绿色通道”，利用互联网了解社情民意，可谓信息多、内容真、速度快、成本低。一个地区，一个县，地盘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做到一点事都不出，是不可能的。一旦有事发生，在舆论引导方面，瞒、堵、捂、追、拖已经过时了，要沉着应对，正确把握网上舆论引导规律，敏锐果断地采取处置措施，使“坏事”向“好事”的方向转变。
　　第四，要管网，做到“坏事变好事”。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要想“一脚踩死”是不可能的，但很多时候，危机中有转机，通过努力可以让事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关键在于找准切入点。通常情况下，媒体和公众对突发事件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1．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2．党委政府在做什么；3．事件的过程和原因。因此，要以此为切入点，引导舆论朝着对事件处置有利的方向发展。实践告诉我们，越是发生舆情危机的时候，越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越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把事件的真实情况，把党委政府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如实地告诉媒体和群众，就能形成合力，共度难关，让“坏事”变成“好事”。
　　
　　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和网评工作
　　
　　我们要按照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开放有序、有效管理的原则，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特别是批评声音，要及时公开信息，坚持主动应对，加强正面引导，牢牢把握主导权，掌握话语权，增强“在监督中生存”的能力。
　　第一要及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网络上的新闻信息，安排具备网络专业知识的人员严密监看，收集、整理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有关的网络舆情，及时发现敏感信息和有害信息，越早发现苗头，就越接近信息的源头；越主动应对，就越有胜算。
　　第二要及时报告。
　　网络时代的传播速度以分秒计，网络舆论的处理必须争分夺秒。一些突发性事件发生后，肯定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而从大众心理学角度分析，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往往不仅是事情本身，更是政府的态度。我们要逐级报告、摸清情况、研究对策、统一口径、讲究方法、认真受理、积极回应。
　　第三要及时处置。
　　在网络面前，沉默就是默认，默认就是被动。宜争不宜拖，宜疏不宜堵，宜快不宜慢。当发生网络舆论危机事件时，有关方面要立即核实情况，第一时间公开权威信息，先上网再见报，先简报再详报，边处置边发布。当网上出现不实信息和错误信息时，当地主流媒体和权威网站必须迅速发声，营造主流舆论强势，用权威的声音压住杂音噪音。实践证明，以主流的声音，特别是主流论坛的政论、时评来影响和引领“公众”舆论非常有效。权威的言论可以及时地帮助网民把对舆论客体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我们要沉着冷静，巧妙应对。
　　加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要针对热点问题在潜伏期、爆发期、发展期和回落期的不同特点，科学引导情绪流、意见流、行动流，引导网民正确看待热点，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
　　1．要换位思考，站得稳。要尊重网民，树立“民生为本”观念。要站在网民的角度，转换公务员的身份，变公文行政语言为网上群众语言，要心平气和地说话，善于用平民化语言表达深刻的政治内涵，与网民及时沟通，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寻求理解，疏导情绪。
　　2．要理性发言，看得准。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谁不希望衡阳建设得越来越好?谁没有碰到不平的人与不平的事?谁对社会上的腐败丑恶现象不深恶痛绝?我们要理性、理性、再理性，客观、客观、再客观。我们希望网友以建设的心态、理性的心态和爱家乡的心态来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家乡衡阳妖魔化。
　　3．要注重方法，说得好。在网络舆论引导上，要讲究方法。同样一件事，引导得好，话说得好，就容易得到网民的认同。相反，网上舆论如果引导不好，就会越抹越黑。
　　网络是大家的，人家可以占领这块阵地，为何我们不去占领，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呢?我国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各种社会矛盾在交织、交融、交锋，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十分繁重。衡阳那么大，不可能不发生突发事件，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掌握分寸，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就没有引导不好的舆论，平息不了的风波。何况，我国绝大部分网民是理智的，是通情达理的。
　　
　　(作者系湖南衡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刊播地图与传媒人的国家版图意识字数：2781 字号:大 中 小
　　现在我国的传媒比较重视及时配以地图报道新闻，但同时也暴露出较多地图知识匮乏的问题，而地图知识的匮乏在政治上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差错，特别是国界或边界的差错，有可能给我国的外交事务带来无事生非的麻烦。
　　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公众是相信传媒在知识方面的权威的。尤其是对外传播，人家以异文化的心态看待你，会比本文化中更为较真。地图虽小，关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目前，地图的差错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国的传媒中，以下记录的只是“一斑”：
　　
　　地图知识匮乏或工作马虎造成的差错
　　
　　199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为《百年沧桑话香港》一文配发的“香港地区示意图”，漏画了大屿山岛、南丫岛以外的大部分香港地区的离岛。例如九龙西侧的青衣岛、大屿山北部的离岛赤腊角(新机场即建在此处)、香港人口最密集的离岛长洲岛和坪洲岛、作为香港最南端标志的较大离岛蒲台岛、赤门海峡以外的几个较大的岛屿。九龙半岛的海湾牛尾海中的较大岛屿，竞也一个没有。—些已画出的岛屿位置、比例尺也与实际相差太远。例如鸭俐洲与香港岛的距离不过数百米，而图上的距离则有数公里。
　　2007年5月7日，《新京报》发表《印度拟重修中印缅战略通道》的新闻时，附了一张这条公路的示意图，一条笔直的横线从中国的昆明向西延伸，经过缅甸的一个没有标明地点的圆圈，再向西达到印度的一个没有标明地点的圆圈。这是配合文字新闻发的地图，不是考学生的暗射地图，标出的圆圈竟然不写上地名。根据文字报道，缅甸境内的这个圆圈应该是密支那。而印度的那个圆圈，不论根据文字还是地图本身，都无法知道是哪个城市。文字中只提供了阿萨姆邦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根据这个圆圈的大体位置，可能是阿萨姆邦的交通枢纽城市隆丁。如果是这样，看一看较为规范的地图就能知道，昆明、密支那、隆丁三个城市并不在同一个纬度上。昆明的纬度比密支那要略向南一些，隆丁的纬度比密支那要略向北—些。这张地图过于简单的“三点一线”的标示，毫厘的差误，意味着实际距离的差误是数百公里啊!同日《羊城晚报》转载《新京报》的这个稿子，不经检查也同时转载了《新京报》的地图。
　　
　　钓鱼岛的地图标识出现错误
　　
　　199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8月3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登新华社发“钓鱼岛地理位置示意图”，提供的该岛地理位置很不准确。文字说明指出，该岛离祖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离台湾岛约120海里。但是若以图上该岛与冲绳的距离为准的话，那么它与台湾岛的距离就有约180多海里，而不是120海里；与祖国大陆的距离则有约250海里。台湾岛与钓鱼岛南的水平距离只有约有60公里，而地图上给出的水平距离竟达210多公里(110多海里)!
　　同年9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公益广告中的大型中国地图，误将日本琉球群岛中的先岛群岛作为中国的钓鱼岛列岛标出(没有写出名称，但从位置上看，只能是指先岛群岛)。
　　
　　兴凯湖被我国的传媒全部划给了俄国
　　
　　2010年8月10日，我国著名长途游泳健将张健横渡兴凯湖，从西到东，即从白泡子到龙王庙，创造了人类横渡淡水湖的最长的纪录——69公里。很多传媒整版地报道了这件事情。兴凯湖这个美丽的大湖，重新唤起了中国人的记忆。兴凯湖原来完全是中国的内湖，1860年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处于乌苏里江源头之一的兴凯湖成了界湖，该湖的三分之二多被割让给沙皇俄国，只有湖的北部，相当于全湖(4380平方公里)27.8％的湖面(1220平方公里)属于中国。至今，中国政府一直有效管辖着这片水域。
　　我国的传媒有责任让中国人了解这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北京青年报》2010年7月28日A4版的新闻《松花江化工原料桶已打捞1500只》，配了一张很大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以展示化工原料桶在松花江可能的流向，编辑的本意是给读者提供一种立体感的对化学原料桶流向的示意，当然很好。但是，这张图在涉及现在中俄东部边界时，边界线是沿着湖的北岸划的，将整个兴凯湖划到了俄国一侧。这是明显的错误。
　　
　　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印度主张的中印边界
　　
　　1996年6月，《解放日报》曾在头版配发了一张示意图，图中的中印边界是印度的划法，中国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画”走。同时，缅甸整体被涂上了蓝色，变成了大海。
　　2009年12月15日《京华时报》04版刊登了一幅示意地图，地图展示了天然气管道穿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大体走向。其中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完全按照印度的划法。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9版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差异的文章，所附两张中国地图出现同样的中印边界划法的错误。
　　2010年12月9日香港《大公报》A20版发表根据《纽约时报》的地图(关于朝鲜导弹秘密交易渠道)，其中两张中国全图的中印边界的划法，是印度的划法，中国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再次被我们自己的报纸“画”到了印度一方。
　　
　　我国传媒上外国地图的边界差错
　　
　　1996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一张非洲地图，提供的某些非洲国家材料过时或不完整。其中之一埃塞俄比亚，早在几年前，其东北沿海的厄利特里亚地区就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从而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变成了内陆国，但是地图上画的依然是原来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图中的文字介绍，面积和人口也是原来的资料。地图涉及的另一个国家埃及，图中的文字介绍是全国的面积和人口，但是给出的却只是它的非洲部分，亚洲部分没有画出来。同年9月9日和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中央电视台广告中的世界地图，所画的埃塞俄比亚边界，也是原来的，没有标出厄利特里亚。如果埃及政府、厄利特里亚政府就此抗议，我国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不是套话，而是需要落实的。
　　2010年8月12日《新京报》A27版，整版报道的主题是《“超级病菌”现南亚有全球扩散危险》，编辑出于好意，在版面左下角提供了不列颠群岛和印巴地区的示意地图，在这两个图上，标出发现超级病菌感染病例的地点。这两个示意图都出现了明显的边界错误。不列颠群岛的图中，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是在爱尔兰岛的东北部，而现在的图上，英国的“北爱尔兰”占据了整个爱尔兰岛的北部。在印巴地区的示意图上，不丹这个国家没有了，它被划到了中国西藏之内。如果爱尔兰、不丹政府就此抗议中国，我国外交面临的尴尬可想而知。遵守我国刊播地图的法律和法规
　　报纸时事地图出现差误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传媒的编辑，地图知识缺乏，对报纸发表地图的政治性质估计不足，工作上缺乏全局观念和责任感。作为传媒，则是没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包括报纸时事地图在内的地图，出版或展示前要交有关部门审核。
　　早在1965年2月，国务院就转发过地质部的《编制出版我国地图暂行管理办法》；1980年7月又下发《我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都规定对出版的地图(包括书刊和宣传画中的地图)进行审核。1995年7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同年10月1日起实施。1992年12月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再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地图的管理，保证地图质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加强对国家版图意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的地图发生错绘、漏绘、泄密，危害国家主权或者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了发表地图的边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有关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其附图绘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同有关邻国签订边界条约的界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国界线标准样图绘制。”这个法规还规定：“出版或者展示未出版的绘有国界线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地图(含图书、报刊插图、示意图)的，在地图印刷或者展示前，应当依照下列规定送审试制样图一式两份：(一)绘有国界线的地图，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地图，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地图，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编制地图，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选用最新地图资料作为编制的基础，并及时补充或者更改现势变化的内容；(二)正确反映各要素的地理位置、形态、名称及相互关系；(三)具备符合地图使用目的的有关数据和专业内容；(四)地图比例尺符合国家规定。”
　　这里如此全面地引证法规，在于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要审核的地图是指专门的地图册和挂图，忽略了“图书、报刊插图、示意图”也要报审。
　　根据这个规定，包括传媒示意图，都是应该向国家或省级测绘部门、外交部报审的。
　　事实上，我国传媒刊播的地图几乎没有主动报审过，法规形同虚设。除了当事人缺乏法治意识外，这个法规难以执行也在于传媒刊播地图有较强的时效要求，规定的报审程序不符合新闻工作的特点。因而，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宜会同外交部、国家测绘局共同制定一项适应传媒工作特点的、简便的时事地图审核程序，以便于传媒在报审地图时有章可循，并制度化。
　　在《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被认真贯彻的情况下，至少报纸的编辑在刊发时事地图时，要对照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标准地图，检查一下是否存在明显的方位、边界方面的差误。当班的传媒编辑部的办公室内，最新的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应是必备的资料。同时，各报的领导也要加强对地图绘制人员业务、政治方面的教育，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凡是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不能随便从网上下载下来就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商业媒体和对外传播新途径字数：1695 字号:大 中 小
　　自2010年7月起，蓝海电视已开始在亚洲上星，在开播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蓝海有线频道已在美国多个主要城市落地，包括纽约、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等；其北美卫视覆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其亚洲卫视覆盖亚洲50多个国家。落地承载的运营商包括时代华纳、Verizon Fois、Charter等。蓝海是近年来第一个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传播中国内容的商业电视台。蓝海电视的开播不只成为国内业界和学界的话题，国外媒体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2010年6月7日，《纽约时报》刊发的—篇介绍中国软实力的文章将蓝海视为中国政府的海外传播平台，随后该报又发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订正；2010年9月1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Break-ing News节目对蓝海电视进行了报道，指出蓝海新闻对美国的受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商业运作对文化传播力的提升
　　
　　从国际传播的成功事例来看，发挥主要作用的传播主体主要是商业媒体。追求市场和社会效益的根本属性决定了企业在媒介产品生产领域的竞争能力。无论在日本还是欧美，最具有传播力的作品几乎都来自专业化的商业机构。
　　就日本动漫产业的兴起来说，政府起初也并没有建立动漫基地和工程或为之提供名目繁多的基金。当然，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适宜的传媒体制。由于日本的传媒产业已充分产业化和市场化，注重市场效益的漫画杂志社和电视台首先考虑的是受众的反映，在近乎白热化的竞争中，只有受众面广的动漫作品才能胜出，日本的动漫产业才有可能得以做强做大。
　　有_点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动漫最初是作为亚文化在商业媒体中发展起来的，就渗透在动漫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来说，也并非全然为社会所认同。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是日本动漫的魅力之一；在文化外交领域，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搭了日本动漫产业的便车，因为动漫在海外已成为人们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窗口。
　　一般说来，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民间组织，其中，商业媒体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公共外交的理念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认识。首先，西方社会对于国家始终有一种戒备心理。与国家机构提供的信息相比，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专业化的媒体。实际上，媒体就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专业组织。
　　
　　非目的性国际信息更易被接受
　　
　　在国际信息传播理论中，国际传播被分为信息传播和信息供给两大类型。国际信息传播主要包括战争时期为了影响敌国、中立国和同盟国的国民心理而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和平时期的国际政治传播等；而国际信息供给则指非目的性的国际信息的流布，图书音像等媒介产品的出口就属于这种类型。由于一般读者对有明确目的的国际信息传播持有戒心，由政府主导的国际信息传播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来自企业或民间的信息供给则有稳定和具体的需求，因而能对人们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在国际传播的具体环节中也有一个市场对接的过程。媒体产品的移入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环境，只有具有共同属性的企业组织才能搭建相互兼容的平台。民间媒体注重新闻准则和自身的公信力，对市场需求敏感和严格按照商业规律运作，在管理和用人机制等方面与西方传媒企业有一定共同之处。许多事例也表明，当国外媒体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媒体产品时，希望寻找的也是最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介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总的来说，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理念的形成也是多年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与之相比，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仍需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近年来，随着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高，中国对外传播的途径正在不断拓宽。中国商人收购英国螺旋桨电视台、迪拜阿拉迪尔电视台和蓝海电视的开播，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媒体事件。这表明中国已进入媒体商业化的时代，对外传播模式正呈现出多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这些商业媒体的发展也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给予扶植。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


人民币升值话题的对外传播策略字数：2564 字号:大 中 小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迅速提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开始骤然增加。
　　
　　意见领袖对事件影响重大
　　
　　(1)国内意见领袖的国际影响力。人民币升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因此，在充满嘈杂声音的国际舆论中，清晰准确地表达中国的观点，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政府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的特殊身份，他们的言论，必将对国际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2010年，国内意见领袖对人民币汇率的国际舆论产生了两次重大影响。首先是我国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原计划于2010年4月16日宣布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计划。我国在2010年4月16日前后的舆论准备、市场认知以及心理预期上占据主动，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关于人民币改革不会顺从外部压力和温家宝总理关于人民币没有被低估的言论指引，给我国人民币走向和地位定了调，进而全国上下一致反对人民币再升值，通过调研、评论和研讨有效阻止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汇率操纵国结论出台。其次是我国成功阻止了20国集团会议的人民币焦点讨论。2010年6月19日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形式的对外宣言，起到良好的市场效应和作用，6月28日召开的20国集团高峰论坛不仅没有将我国人民币作为焦点讨论，并且随后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尤其是美国国内的理解。
　　(2)国外意见领袖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此，借助国外意见领袖的言论，阐明中国政府立场，将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2010年3月2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在谈及中国和全球经济关系时表示，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希望汇率实现比较缓慢、客观的升值过程。2010年9月15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人民币升值不是万能良药，根本问题还在于解决结构问题，提高储蓄，在这方面，各个国家都应该相互合作，这样才能给彼此最大的空间发挥作用。2010年9月2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表示，从历史经验等角度分析，中国政府应该让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
　　
　　人民币升值对外传播策略
　　
　　理解美国施压现象本质，确定传播对策。在经济学界，大量的经济模型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于改善美国经济状况收效甚微。因此，作为美国政府，心中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施压，只不过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谋求美国的全球利益。具体看，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有以下本质原因：
　　第一，降低贸易顺差，为美国扩大出口铺路。奥巴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美国出口额要翻一番。在金融危机导致各国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出口最大的指望，无疑就是中国。加之美国认为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影响美国制造企业及工人就业。这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第二，转移债务，转嫁金融危机风险。金融危机造成的数万亿美元亏空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美国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来逃避其应承担的金融危机责任。他们对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非常忧虑，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第三，转移国内矛盾，争夺选票。当前美国失业率高，民众不满情绪增加，而前段时间正逢中期选举，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将制造业压力大的原因归结到廉价的国外商品上。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进而掩盖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事实。由此，中国人民币问题就成了美国政客的最佳批评对象。
　　第四，维护美元地位。人民币正朝着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迈进。美国允许中国发展，但是绝不允许发展成为它强劲的对手，更不允许中国发展到美国之上。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的真实政治意图。
　　上述四点，揭露了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给中国施压的本质，需要针对四点原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性报道，加大对外传播力度，改善国际舆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曲解，让民众了解表象背后的真相。
　　借助重大事件传播正确信息。重大事件，即是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因此，要借助重大事件传播机会和平台，向公众传播正确信息。
　　2010年6月19日，我国中央银行以新闻发言人的形式发布了一个关于汇率问题的观点，透过央行新闻稿以及时间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舆论的一种对策，一方面文稿内容释放的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的完善意愿；另一方面是我国对外的表态，其明确的立场有利于国际协调，将更有利于人民币走向的理性和合理，而非简单的人民币升值论。在当前，我国人民币面临错综复杂乃至混乱的舆论导向，应借助重大事件传播平台，充分表达自我主见和主张，进而引发广泛的公众关注和理解。
　　强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网络搜索结果显示，在关注“人民币升值”的网络用户国籍构成中，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中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英国、美国。因此，人民币升值话题在华人世界、亚洲和发达国家得到更多关注。对人民币升值的高关注人群就是我国对外传播的目标人群，借助国内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对目标公众进行说服和教育，改变国外公众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认知、态度，从而拥有更广泛的公众基础，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占据舆论主动。我国的相关外汇管理部门，不仅需要表态和阐述我国立场和原则，还必须有自己的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需要加紧推出和完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模式，使市场的投资者、企业家和交易员等有清晰的权重参数，透过实际有效的组合推进人民币双边走势和弹性区间呈现，使人民币汇率改革落实点更有基础和参数，从而推动落实和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而不要使市场简单徘徊在人民币重启汇率机制改革的舆论之中，我国汇改应该抑制和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逐渐呈现双边走势和增加弹性。通过这样的举措，我们就可以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主动性，从而保障国家整体利益。
　　
　　(作者来自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把牙买加电视导播室请进大使官邸字数：1374 字号:大 中 小
　　“外交有时就是语言的艺术。我在与驻在国各界人士进行交往时，注重平等待人、诚恳直率、随和大方。牙买加外交部常务秘书曾经这样评价：与中国大使无论什么时候谈话，都会感到愉快、轻松，思想上不会有压力。”在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陈京华谈到当代中国外交风格时强调，外交语言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常能发挥奇效。
　　
　　一、健身舞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
　　
　　一种看似寻常的健身舞，被中国大使演绎成传播中国文化的形象载体——中国使馆10多位外交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练了一种健身舞蹈“排舞”，居然赢得牙买加主流社会及驻牙买加各国使团的一致好评。
　　2009年1月在牙外交部举办的“牙买加之夜”上，大使率全体外交官上台献艺“排舞”，并演练中国的太极拳与太极剑，顿时引起全场轰动——数十国驻牙外交官一再欢呼雀跃。外交官们对这批平素熟识的中国外交官刮目相看：“这场舞蹈一改中国外交官较为拘谨、呆板的形象，展现了现代中国的开放与活力。”
　　牙买加总理戈尔丁是中国大使馆“排舞”的忠实“拥趸”，他特别对陈京华大使的舞姿赞誉有加。2009年2月，他对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笑着评价道：“贵国大使的舞蹈，跳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在加勒比地区设立首家“孔子学院”
　　
　　在加勒比地区推广汉语教学，是提升中国在这一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陈京华大使为了尽早在这一地区开设“孔子学院”，特别制定了工作计划。他数度游说牙买加最有影响的西印度大学的校长戈登·雪利先生，力促该校与中国联办“孔子学院”。他还向国内即将举办的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建议，敦请大会筹备处同意破例邀请西印度大学代表与会。这些得力的举措，有效促成牙方迅速作出与我合办“孔子学院”的决策。2009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亲手为这所设立于加勒比地区的独一无二的“孔子学院”授牌。
　　
　　三、大使官邸内架设牙买加电视台导播室
　　
　　陈京华大使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献身于祖国的外交事业。他凭借当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积累的非凡英语能力，以及平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积累，主动与驻在国新闻媒体友好交往，通过“借船出海”，依托当地主流媒体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每次接受驻在国记者各类提问时，他总能有问必答，令人信服地介绍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笔者在牙买加目睹过大使在一场中国电影晚会上即兴演讲，受到全场观众热烈欢迎的情景。
　　不仅如此，陈京华大使还经常运用大使官邸这个平台，邀约记者作客并缔结真挚的感情纽带。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与大使馆关系良好的牙买加国家电视台，应陈京华大使的邀请，竟然破例将导播室临时架设于大使官邸内，并将电视微波接连到大使馆的发射站，从而清晰地向牙买加全国实时直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大使也在现场即兴讲解。他诠释北京奥运会的演讲，通过电视台迅即传遍牙买加的千家万户。在大使官邸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是各国大使馆的普遍作法，但将驻在国主流电视台的直播间临时引进到大使官邸，此举开创了中外新闻与外交良好合作的先例，受到牙买加电视观众的极大欢迎。
　　
　　(作者系长江日报社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室主任、高级记者)

把亚运的声音传向世界字数：2913 字号:大 中 小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语言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亚运会语言服务项目形式多样，主要包括领导陪同口译服务、会议口译服务以及赛会口译服务、笔译服务及口译热线服务等。语言服务场所涵盖了亚运会所有竞赛、非竞赛场馆；服务对象囊括了所有亚运会注册人员共计55万余人；语言服务的语种也基本涵盖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主要语种。
　　在本届亚运会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简称广外大)组建了一支由5441人组成的语言服务团队，针对各项语言服务项目特色，为亚运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广外大学子以专业的口译服务，极高的素质，为广州市乃至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一、联络口译和会议口译服务
　　
　　联络口译包括领导陪同口译和一般性的陪同口译，领导陪同口译服务主要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及省市领导、广州亚组委成员出席的各类正式的宴请会见、会议庆典提供口译服务。广外大还有多名语言服务人员和语言服务志愿者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委员以及其他官员、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主席及官员的陪同翻译。
　　亚运会及亚残运会举办期间，来自广外大的多位语言服务人员为亚运、亚残运各新闻发布会、代表团团长例会、组委会正式会议提供了多场次、高水平、高质量的连续传译和同声传译服务，确保了亚运会各项重要会议的顺利进行，从而为亚运、亚残运各运行环节的顺利进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广外大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詹成副教授凭借其丰富的会议口译经验和出色的表现，为亚运会贵宾、正式会议提供了专业口译服务，得到亚运会亚洲各国贵宾及亚组委的肯定和赞许。其实，早在2004年4月校长仲伟合教授就曾担任亚奥理事会对广州亚组委申亚评估活动的同声传译和陈述人，而詹成副院长于当年6月份作为广州申亚代表团首席翻译官赴卡塔尔多哈进行申亚口译工作。当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亲王宣布广州获得2010年亚运会主办权时，就是由詹成副院长进行同声传译，将这一喜讯传回国内的。其出色的口译贡献及其展示的广州形象，乃至中国形象得到亚奥理事会的肯定。
　　
　　二、赛会口译服务
　　
　　来自广外大的多名亚运会新闻服务即时引语记者活跃在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各个场馆。新闻服务即时引语记者(英文简称AGNS)不是专业记者，却对每场赛事拥有优先采访权，是要求较高的志愿者，亚运会依靠他们将赛事相关讯息传递给国际媒体，他们的专业志愿服务给亚运会、亚残运会也增添了精彩。
　　素有“小亚运”之称的第16届亚运会青年营的成功举办，同样离不开广外大学子的专业语言志愿服务。亚运会青年营举办期间，广外大的24名来自不同院系、不同语种的语言专业服务志愿者为来自亚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149名青年营营员提供了“24小时全职语言服务”。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亚组委副秘书长古石阳在访问青年营期间，特别看望了24名广外大青年营语言服务志愿者，对志愿者们做出的成绩和贡献表示肯定，并盛赞语言服务志愿者们为促进亚洲青年以至亚洲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专业服务也得到了各国各地区奥委会官员的称赞。
　　
　　三、笔译服务
　　
　　亚运笔译服务就是为亚运组委会提供各类重要材料的英汉翻译服务。早在广州市申亚期间、亚运会前期筹备过程中，广外大就参与了政府及亚运会官方文件资料的编辑及翻译工作，这都为亚运会成功举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亚运会举办期间，来自广外大高级翻译学院的30名2009级翻译专业研究生受聘亚运会新华社专业翻译，国内主流媒体对于亚运会的报道通过这30名专业翻译传向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听到了亚运声音、广州声音、中国声音。
　　2010年11月12日的亚运会开幕式精彩纷呈，全世界为之震撼，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台上还不断有英文解说词在屏幕上滚动播出，供外国朋友在观看时参考。这些解说词便是由广外大翻译学院10位老师(其中7名为教授)临时组成的翻译团队在11月11日晚上六点接到亚组委任务之后连续奋战6小时后完成的，准确优美的译文获得不少观众的好评，也成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其实，亚运会闭幕式、残运会开闭幕式现场解说以及字幕翻译也均是由广外大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里，精准的语言翻译将亚运精神、中国的国际化精神直观展现给了全世界观众。
　　
　　四、口译服务热线
　　
　　广外大亚运语言服务的最大亮点是广州亚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2010年4月26日，亚组委与广外大正式签约，双方决定共建广州亚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多语言服务中心为来自亚洲各地的朋友提供英语、日语、阿拉伯语、朝(韩)语、俄语、泰语、柬埔寨语、印尼语、越南语九种语言的口译热线服务，成为了亚洲各国朋友联结友谊的纽带。多语言服务中心的广大学子以语言优势和专长，在亚运会这一千载难逢的大课堂里，学以致用，与亚洲各地的朋友交流沟通，宣传中国文化，向亚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尤其是广州青年积极进取、友善文明的精神风貌。
　　广州亚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设在广外大白云山校区第六教学楼，由广州亚组委和广外大共建。广州亚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项目是第16届亚运会外联部的重要合作项目之一。中心译员由广外大师生担任，译员中有国外学习经历者占73％。多语言服务中心利用热线电话为亚奥理事会成员、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人员及亚运会所有工作人员等各类注册人员在无法获得面对面口译服务时提供英－汉、阿－汉、俄－汉、日－汉、朝(韩)－汉、泰－汉、柬埔寨－汉、印尼－汉、越－汉共9个语种全天候24小时的口译服务。中心设有20条热线电话，其中英语4条，日语、朝(韩)语、俄语、阿拉伯语各3条，泰语、柬埔寨语、印尼语、越南语各1条，每个语种一个热线号码。它被誉为“亚运会语言服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亚运会举办期间，据KPI报表数据显示，自2010年10月24日至11月30日期间，多语言服务中心电话总呼入数为2833次，总接通数2827次，总接通率99.79％，通话均长150.92秒。其中包含英语596通来电，阿拉伯语274通，日语173通，韩语327通，俄语341通。内容主要涉及交通和医疗。亚残运会期间，自2010年12月5日开通到15日，中心总呼入数为311次，总接通数311次，总接通率100％，通话均长162.3秒。可以看出，多语言服务中心的口译服务为亚洲各地朋友的相互了解、相互沟通提供了极大方便，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广外大亚运语言服务为亚运会、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亚洲各地人民加强彼此的沟通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向亚洲、全世界展示了广州亚运会“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理念及和谐友善的中国精神，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美好印象。
　　
　　(作者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2009级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表达字数：2760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电视业内关于纪录片创作方式，创作理念的探讨层出不穷，却始终缺乏用国家发展战略的眼光来看待纪录片的对外传播问题。在中国电视泛娱乐化、快餐化的背后，纪录片在对外交流和外宣领域中树立中华民族形象方面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纪录片能够营造其他类型电视产品无法比拟的“真实感”体验。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在对外交流上的语态与语境相对客观，这种易于接受的“软性宣传”优势明显超过新闻、娱乐、电视剧等其他领域的电视节目。
　　
　　纪录片国际传播体系的建立
　　
　　第一，选题评估与国际预售。
　　国内的电视人并不缺少拍摄纪录片的行动与热情，缺少的是行动前的计划与论证。很多纪录片人，尤其是青年编导，往往在选题时容易走两个极端。第一种表现是满腔热情，遇到题材就开机，缺乏对题材理性思辨和细节论证，结果导致选题重复平庸，内容空洞拖沓，一些早被关注过的陈年旧事被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另一种是编导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反差效果”，放逐了理想与责任，专门挑选具有悲情或猎奇色彩的市井化、低俗化选题，如：绝症、家庭纠纷、妻离子散、乞讨卖艺、奇闻怪象等，甚至专门聚焦违法犯罪、吸毒卖淫，夸大甚至编造社会阶层冲突等严重有损中国社会形象的选题，以期在国际上获得畸形关注。
　　国际预售制度是世界范围内电视节目生产发行的通行规制。目前，国内外电视剧的主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预售系统，即在一部戏投拍之前制作方与播出方(一家或多家分担)签定播出预售合同并拿到订金。预售制度为创作者广泛募集了相对充足的创作资金，起到融资的作用，同时多家共同出资制作或购买的方式降低了市场风险。预售合约签订的依据是创作之前长时间、负责任的论证与策划，这会保证题材的独创性和故事性，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选题积极正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第二，规制性管理与流程化操作。
　　西方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已然形成了规制性的管理，这特别表现在标准流程与细节量化上。面对国际电视市场和众口难调的大众审美文化，中国的电视生产、传播缺少的恰恰是规制性标准的确立。这好比中西餐制作的工艺差距：中餐制作的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厨师，产品的“食材、调料、火候”都由其一人掌握，厨师就好比中国纪录片的导演或制作人，自己独挡一面并承担所有风险，这既形成了中国纪录片百花齐放的优势也使得中国纪录片至今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风味小吃”阶段，导演们凭个人化的艺术感觉行事，无视产业规律和受众喜好，无视海内外观众欣赏品味的共性与差异，我行我素。不仅无法控制投资风险，也无法适应制造环节的批量生产，自然无法在跨文化传播上形成规模。因此，中国电视纪录片这样一个成本投入高、收视风险大的生产领域，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国际化传播的创作规制标准。目前，国际上已经论证成熟的能够确保高收视率的创作规制有“悬念化叙事”、“平衡性呈现”、“非线性结构”等方法，迫切需要国内编导学习借鉴，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详细阐述。
　　第三，品牌营造与风格坚持。
　　创作标准规制的坚持会带来巨大的品牌效益。“国家地理频道”和“探索发现频道”的纪录片是永恒性主题，快节奏剪辑，高信息量压缩，依托情节与故事推动；而日本NHK的纪录片是公益性主题，慢节奏叙事，娓娓道来，情感推动线索，感性解说。两个频道的纪录片风格截然相反，但却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秉承的品格与宗旨，最终都拥有大批粉丝，均产生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原因便是流程化管理，通过标准作业程序与细节量化的方式，始终如一，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同一风格品牌的作品。而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标准，依然是靠天吃饭，凭感觉行事，随性拍摄，无法预测自己作品的优劣。只有流程管理和标准制作程序管理下的纪录片，才能形成品牌效应，适应市场经济。流程管理和标准制作程序一旦建立起来，则选题有方向、制作有流程、细节有量化、评估有标准、欣赏有满足、导演受尊敬、经济大丰收。电视纪录片自然也不会畏惧全媒体的冲击。
　　第四，艺术殿堂与产业链条。
　　纪录片是电视节目中的贵族，理应彻底远离低俗与平庸，拥抱艺术与人文。在未来，精品纪录片的播出应秉承高端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电视播出和收视率的控制。让纪录片进入院线、沙龙、社区都不失为一种新传播渠道的尝试。纪录片管理者与组织者应努力争取企业公益基金与政府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项目投入，在重点城市打造纪录片院线与公益影像沙龙，举办公益影展，把纪录片的传播空间打造成高端艺术殿堂，让纪录片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通过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辐射寻常百姓，通过仪式化欣赏的方式提升全社会欣赏纪实作品的艺术与文化氛围。当茶余饭后的人们谈论纪录片，就像聊起电影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风土人情、投资旅游一样，当欣赏纪录片像打高尔夫球、品红酒一样成为高端时尚的时候，纪录片便真正迎来了流行与风靡。
　　为了建立更广阔的市场，纪录片领域应尽快打造产业链条。在未来，纪录片仅凭借节目的经营是很难发展的，纪录片频道仅依靠电视产品的播出也很难取得对外传播的长久成功。在产业链条中，纪录片只是拉动效应的火车头，真正能够产生效益的应该是火车车厢里的后续产业。如，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有的纪录片有意，更多是无意中促进了旅游产业，宣传了民族与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拉动了某些消费行业。在纪录片这个领域我们如何尝试后续的盈利?需要更多专家的思考和市场的实践。
　　
　　纪录片的三次变革及未来发展趋势
　　
　　纪录片要跟上国际化传播的脚步，必须从根本上承认一个概念，就是纪录片中永远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中国纪录片界在30年中至少经历了三次对真实的颠覆：第一次是“长镜头”、“同期声”式的纪实主义风格(如《望长城》《毛泽东》)，颠覆了“以词为主，画面配乐”的宣教片(如《话说长江》)；第二次是电视剧式的“搬演重现”与“数字技术”(如《故宫》《圆明园》)，颠覆了纪实主义；第三次是纪实性的游戏娱乐颠覆了自然生活真实，表现为带有人为游戏规则的真人秀节目颠覆了对纯粹自然性发生事件的记录。
　　因此，过去看起来真实的，今天看就不真实了；而过去受众觉得很不真实的创作方法，今天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纪录片正迎来一个“怎么拍都行”的时代。去争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已然没有太多意义，但面对收视率为主导的电视评估体系，纪录片如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之路，将是摆在纪录片产、学、研三大领域的共同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

公共外交离不开国际传播字数：2366 字号:大 中 小
　　随着新闻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的凸显，国际传播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与作用与日俱增，甚至成为公共外交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曾说，公共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合作’度以及国外民众的‘接受’程度”。要让国外民众真正“接受”一国政府想要表达的观念与意愿，不仅要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信息表态，更需要借助国际传播，通过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并影响公共外交目标国的社会舆论，减少他国政府与民众对本国的误解与错误认知，避免引起两国关系的变故甚至倒退，并提高本国在他国公众中的正面形象，进而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这个奖项充满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近30年来还日益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但鉴于其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减弱及消除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不仅是中国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工作内容，更应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从1902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置至今，有98名个人和20个组织获得过此奖，其中中国有两位获奖，一位是1989年的达赖，另一位就是2010年的刘晓波。
　　相比于1989年严峻的国际环境及中国社会复杂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升。从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日算起，截至10月底，中国媒体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与新闻报道超过30种，在百度上以“诺贝尔和平奖”为主题词的搜索将近600万条，除了一些对该奖项的介绍之外，基本上都是对其的批判和对中国立场的解释。这与21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如此，从10月8日以来，挪威、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不少国家的学术界、商业界、媒体界精英受中国国际传播舆论的影响，先后在当地发表文章，批判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支持中国的立场，解释中国社会的情绪及其观点。
　　可以说，相比于1989年，以国际传播为主要手段，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共外交是成效显著的，尽管它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根除西方社会在人权、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方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围绕和平奖的外交斗争上，打破了过去中国公共外交的沉默，传播了中国政府及社会的立场和主张。
　　过去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几乎进入了“全民传播的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依然面临着手段的多元化、速度的及时性、载体的丰富度的考验。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中国外交部在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当天，就回应表示“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相关媒体都转载了这些新闻。但在2010年10月9日，即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第二天，中国媒体里的相关评论仅有《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环球时报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已失真、失明、失信》(郭兴)两篇评论，这与中国社会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不相符。截至10月16日，即和平奖公布后的一周内，中国媒体中批驳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仅有8篇。中国博客及各大网站BBS留言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一条评论。
　　尽管在10月中旬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上出现了10多条新闻评论，而在此期间，中国媒体也相继转载了挪威、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批判，但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新闻价值的本身来看，中国对此的新闻报道总量是不够的，在报道速度上也是相对滞后的，报道的载体也相对单一。这里的原因很多，但诸多表征告诉我们，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使中国公共外交未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事实表明，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及其知识精英的有所作为，将推动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将直接决定公共外交的效果。
　　据笔者的观察，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传播上，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远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更有兴趣。而中国唯一一份反映国内社会情绪的调查“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公众态度调查报告”，是由《环球时报》在10月18日公布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的调查显示，七成多的受访者并不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谁；近75％中国受访者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是“向中国施压，试图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或者认为是“向中国渗透西方价值观”。41.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应该不予理睬，淡化处理；33.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谴责诺贝尔委员会的行动，不予配合，并揭露西方的图谋。59.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收回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决定，并向中国人民道歉。此外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
　　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社会对本国政府极高的民意支持率，其结果被挪威及其他西方媒体广为引用，以至于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10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上以“为什么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开撰文时也承认，知道“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同意我们的颁奖结果”。这说明中国社会关于重大敏感问题上对政府高度支持率及其共识，将聚合成强大的国际传播力，并对公共外交的对象形成有效的冲击。
　　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对公共外交的推动力量也是巨大的。在此次批驳中，仅有周弘、高铭暄、刘国福、张维为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公开撰文进行了相关的反驳。这些文章在互联网中广为转引，有的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媒体中形成一定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精英的言论比政府言论更有可信度。然而，在整个批驳进程中，中国知识精英的参与度是非常低的。由此看来，如何将中国民意真实反映到公共外交进程中去，如何激励知识精英参与和配合中国的公共外交，将是未来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促进军事外宣工作的六种理念字数：3211 字号:大 中 小
　　我军军事外宣工作实质上是将中国军队的“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展示。它通过开发、使用和传播文化资源，以示范、劝服等柔性方式，影响国外受众的心理、情感以及意志，促使外国政府和国外民众采取有利于我军的态度、政策和行为，树立我军“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为了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军事外宣工作取得新突破，有必要改革和创新军事外宣理念。
　　
　　一、亲和力：军事外宣工作的立足之本
　　
　　军事外宣工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受众对于宣传内容接受的程度。只有使国外受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外宣工作的影响和作用才能真正发挥。
　　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外宣工作者比较注重树立和完善我军正面形象，有美化乃至理想化的倾向，渴望呈现在国外受众面前的我军都是高、大、全的形象，其意图旨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种完美的形象固然令人可敬，但是，难免有脱离实际、人为拔高之嫌，不大容易被接受，反而容易诱发国外受众产生心理距离感，致使我军形象的亲和力不足，可信度遭受质疑。
　　相对于内宣工作，军事外宣工作发展的时间比较短，积累的经验比较少，迈出的步伐还不够大，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差距还比较大。由于既有机制中一些不够完善因素的制约，一些外宣工作者不敢说、不愿说、被动说的现象依然存在，大胆说、主动说、积极说的动力与热情不足。在一些外宣工作者的头脑中，更习惯于沿用对内宣传的思路，宁可倾向于保守一些、稳妥一些以及严肃一些的做法，也不愿选择更加开放一些、跃进一些以及活泼一些的做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们国家及其军队对外交往的力度日益加大，迫切需要军事外宣工作与时俱进。注重亲和力，研究国外受众的喜好与心理需求，采用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提高国外受众的接受度，这是改进和完善军事外宣工作的立足之本。
　　不仅要注重每次对外宣传的效果，而且更需要从长计议，注重长期宣传的累积效应。逐步培养、激发国外受众对于我军的好感，拉近与国外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赢得国外受众的信任。
　　
　　二、双向交流：军事外宣工作的发展趋势
　　
　　宣传工作需要尊重受众的选择权，需要将受众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考虑。如果宣传者只是将受众当作被动的客体，以功利的目的玩弄技巧，则宣传者与受众之间很难建立真正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宣传者往往比较注重自上而下的灌输，强调喉舌作用，拥有浓厚的“以我为主”、“我打你动”色彩。宣传者时常居高临下，宣传口气比较武断，很少留下商量的余地。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一边倒”的宣传方式忽略了国外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符合国外受众的口味，其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需要充分尊重国外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民族习俗和文化历史传统，善于运用符合传播对象思维方式、便于传播对象接受的语言和传播手段、表达形式，增加宣传的亲和力；需要将“自上而下”垂直下沉的传递方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平等交流模式，将国外受众视为平等的交流主体，这样才能获取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多管齐下：军事外宣工作的时代要求
　　
　　依赖传统技术手段开展军事外宣工作的模式，在一个以卫星直播电视、手机、博客和网吧为主的时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循守旧只会走向穷途末路。需要将“创意”置于突出重要的地位，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而多元化也是通过国际传播扩大自身影响的有效途径。尽快在新兴媒体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平台，多管齐下，齐头并进，这对于强化我军军事外宣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军网开办的“军网博客”的注册用户越来越多，它在为广大官兵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的同时，也拓宽了信息反馈与交流的渠道。在继续巩固和加强国防部网站和中国军网等既有主流军事网站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小型网站，其内容以介绍我军普通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以及学习情况为主，其形式以轻松活泼为主。可以建立一些博客群、聊天室等，主动设置且不断更新议题，吸引外国受众参与其中，与之形成交流互动。此外，还可以面向外国青少年出版、发行一些包含我军正面形象的网络电子游戏软件，借此培养其对我军的认知与好感。
　　
　　四、定量化效果评估：军事外宣工作的检验标准
　　
　　由于缺乏具体准确的数据加以支撑，模糊的定性评估，难以准确把握工作质量，容易导致工作上的盲目性，失去方向感。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军事外宣工作的定量化效果评估，尽快实现效果评估从定性化向定量化的转变。
　　当前，亟需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效果评估队伍，引进科学先进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手段。对于主要的工作内容和特定的项目，逐步实现量化评估。还可以委托或者聘请国际上专业化的调查评估机构，就特定地区或者特定时期的军事外宣工作效果，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科学准确的评估数据，切实掌握军事外宣工作的具体成效，分析其中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工作内容，完善工作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军事外宣工作质量。
　　
　　五、善用国际平台：扩展军事外宣工作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军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强。请外国驻华武官到我军参观，请外军观察员观察我军的军事演习，请外军军官进入我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等活动日益频繁，这丰富了军事外宣的工作形式。让外军人士亲身感受我军的发展变化，现场观摩我军的建设成就，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针对我军的污蔑不实之词，使一些有关我军的虚假宣传不攻自破。但是，目前在请进来方面，思想上还略显保守，步子迈得不够大，其主要表现为：顶层设计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邀请人员的数量不够多，层次范围还不够广泛以及频率不够高等。
　　与此同时，我军外宣工作者走出去的步伐也不够大，其形式还比较单调，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媒体资源，巧妙地发出我方的声音，需要深入研究。只习惯于主场作战，不习惯客场发挥，这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外宣工作迅速发展的瓶颈。前不久，国内有20多家媒体近40名记者共同宣传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之一、某联勤分部副部长张勇，这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张勇”旋风。如果这股旋风能够在国际媒体上掀起，其结果将会明显不同。
　　外宣工作者需要更多的主动出击，需要在国际媒体上发出更多的声音，需要与国际反华势力争夺话语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主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回答外国记者提问；在外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介绍我军建设的最新成就，展现我军官兵的精神风貌，阐述我军立场和观点；在相关舆论出现的源头，第一时间与非议、诬陷我军的言论展开论战等。借助国际平台，可以更加直接地面对国外受众，其效果将更加快捷、显著。
　　
　　六、情理兼备：完善军事外宣工作的重要途径
　　
　　一般而言，同种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异种文化之间存在天然的对抗性和排斥力。开展军事外宣工作，需要充分认清中外文化在价值观、民族心理、历史传统、地域风俗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切实尊重国外受众的文化传统，讲究方式和技巧，耐心细致地与国外受众平等交流。
　　现代国际新闻理念是：“你提供事实，我来下结论。”宣传意图先行、结论先于事实等对内宣传常用手法，在对外宣传中并不适合。“润物细无声”是军事外宣工作的佳境。尤其需要将宣传的意图寓于充分、生动、平实的叙述之中，要含而不露、引而不发，讲究软包装、硬内核，软着陆、实效果。
　　
　　(作者系解放军61716部队翻译)

应景的稿子也能写得“给力”字数：1089 字号:大 中 小
　　应景的稿子是很难写的。一个原因是每年都写，内容差不多，再一个就是综合各地素材的“大锅烩”的稿子不好看。圣诞节的稿子就是其中一例。
　　如何能够在不写圣诞经济、不写各地人民欢度圣诞的前提下写出一篇有针对性又好看的圣诞稿呢?我联想到了宗教。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很长时间以来，宗教问题都是我国被西方指摘的方面之一。尤其是今年，梵蒂冈与我国天主教爱国会关系紧张，梵蒂冈指责承德教区未经过教宗同意自行任命并晋升神父为主教，谴责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我又联想到了中国的现状。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很多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了，比如信仰危机，比如拆迁问题……那么能否利用圣诞节这一契机，写一写我国的宗教现状和社会问题呢?这样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实习生揣霄宇先后到崇文门和宣武门两个教堂去采访，看到了很多人正为圣诞节做着准备。通过暗访，小揣采访了一个中年女子入教的经历。她是由于身患疾病而信仰宗教的。第二个被采访的是一对母子，居住的房子被拆了，他们却没有拿到补偿款。他们认为“是上帝让我学会宽容，给我希望”。小揣还采访了一个留洋回来的正统基督教徒，和老一辈的信徒不同，他代表了年轻的一代，有着80后的迷茫，信仰使他走出了孤独、压抑与紧张。教堂还专门安排牧师接受了采访，牧师非常友好，提供了详细的圣诞节活动材料，并讲述了他身边信徒的故事，他讲的很多故事反映着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代表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
　　这些都被写进了稿子里面。稿件采用特写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了教堂里面过圣诞的场景和信徒们的故事。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故事者证明了中国的宗教自由，对国外的指责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稿件还要继续挖掘深度。于是稿件中又增加了信徒对于当今社会问题的看法。河北省唐山市基督教两会副会长杨尚有先生其实说得很好。他说：“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权力，选择了不值得爱的东西，比如贪欲，破坏了上帝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完满的原初世界被破坏了。”
　　于是我在稿件中又增加了教会参与慈善活动的例子，比如在汶川、玉树地震中的捐款，还有爱德基金会的扶贫行动。这不仅说明我国宗教享有自由，信徒们还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宗教的作用也进一步明确了。英文稿件发稿后就被《中国日报》、《中国日报香港版》等全文转载。
　　这篇稿子给我的启示有两个：一个是不要总是采取头疼应景的办法写稿子，其实总可以找到合适的角度，关键在于平时的积累；另外一个是外宣完全可以“润物无声”的，对待外界的指责，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回避或者直接反驳，而是找到合适的机会，用事实作出回答。


中国基督教徒在祈祷和传教声中迎接圣诞字数：1678 字号:大 中 小
　　尽管圣诞节对于很多中国的中年人来讲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节日，五十多岁的崔绍琦却为了迎接这一天格外忙碌。
　　“今年的圣诞赶上周末，很多社会上的人会到教堂参观，我们正忙着在室外做一个展台，把耶稣降生的场景摆在堂外，以便他们弥撒。”正在帮助施工小组搭建“马槽”的老崔介绍说。他是北京宣武门南堂堂务会成员，南堂是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12月25日圣诞节，基督教的盛大节日。圣诞前夕，北京的大大小小教堂已经开始装饰圣诞树、挂彩灯、贴彩纸、准备圣餐。而基督教信徒通过组织音乐崇拜会、圣诞剧演出、赞美会、布道等活动来感恩上帝，宣传他们的神祗。
　　“重大节日和活动会吸引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多会成为正式教徒。”老崔说。北京崇文门教堂的舞蹈团契准备了现代舞、蒙古舞、扇子舞等节目。
　　周一这里为义工家属提前举办了一场圣诞崇拜会。“因为24号会来很多非信徒，会场容纳不下，我们就提前举行礼拜了。”一位义工对记者说。
　　牧师李华说，圣诞夜他们号召教徒把座位留给来参加活动的非信徒，以“向更多人宣传基督教”。
　　作为一个西方宗教节日，圣诞节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接受，人们在这一天祷告、祈愿、互相祝福，这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和中国本土文明融合。
　　就读于西安农林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基督教徒曾若愚介绍，他学校里的团契里组织过各种有特色的庆祝活动，比如用皮影戏演圣诞剧，效果非常好。
　　“我们教堂还组织过信徒到街上打小鼓，非常受老百姓欢迎。”一个江西抚州的22岁女孩游岳说，她家里世代传教。
　　“河北石家庄藁城市的一个村委会还经常邀请当地的教会到村里表演，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李华牧师告诉我们说。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历史长达1300多年。1949年之后，中国基督宗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之路。三十年来，基督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据社科院2010年中国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基督徒大约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在基督徒群体中，1993年以后入教的人数占到7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在《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中指出：“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不公的急剧加深，人们的精神信仰和心理状况却出现了严重的饥渴和失衡。”“我不迷信，但我信仰上帝，因为他给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现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曾若愚说，信仰使他走出了孤独、压抑与紧张。“我祈求健康，祈求平安，主在保护我，保护所有的人。”一位来自河南安阳的张秋菊女士在京出差，正准备到教堂礼拜时对记者说。她十六年前病魔缠身，由于自己的病一直未能确诊，她开始信仰基督教。
　　张树平原在一家土产日杂品公司工作。她和儿子一直住在公司分配的一间位于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的5平方米的平房中。2008年房屋因违建要求拆毁，但母子俩至今没有得到搬迁补偿。儿子张佳新说：“是上帝让我学会宽容，给我希望。”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精神需求更显得迫切，信仰解决了我们灵魂层面的需要。”牧师李华说。
　　谈到当前社会的很多问题，基督教信徒有他们自己的认识。
　　“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权力，选择了不值得爱的东西，比如贪欲，破坏了上帝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完满的原初世界被破坏了。”河北省唐山市基督教两会副会长杨尚有先生说。
　　“社会等级差异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最受伤害的往往是弱势群体，信仰宣扬的是平等，所以我们会开展公益活动。”李华说。
　　汶川地震中，中国基督教两会向灾区捐款达1.17亿人民币，今年玉树发生严重地震后，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第一时间捐献100万元人民币支援玉树灾区。1985年4月，中国基督徒发起成立了爱德基金会。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主要为中国贫困地区提供帮助。
　　——摘编自新华社2010年12月23日电

看《华尔街日报》如何揭示美对华贸易逆差真相字数：1686 字号:大 中 小
　　中美贸易不平衡由来已久。美方长期抱怨中国对其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并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
　　其实从全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专家指出，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各种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
　　况且，美方所宣扬的对华贸易赤字其实“水分”很大。这背后，统计学方法上的差异以及复杂的理论与现实原因都不断加剧着“数字游戏”的难度，让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如何有效驳斥庞大的美对华贸易赤字说?这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外宣工作者面对的—道难题。让“自己人”理解容易，要想说服外国人就太难了!
　　《华尔街日报》2010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走出了一条捷径。
　　这篇《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以美国最为成功的高科技产品之一——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为例，通过专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剖析了iPhone的全球贸易链，指出中国只是承接了产品的最终组装工序，但贸易额却全部加在了中国头上，无端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一款地地道道的美国产品，在“环球旅行”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完完全全中国的出口，美国鼓吹的对华贸易逆差真相昭然若揭。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案例经典，认知度高
　　苹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产品在全球拥有不计其数的粉丝，最新系列的iPhone4手机更是创下了销售奇迹，大量苹果迷对其趋之若鹜。选择这样一款在全世界知名度极高的产品来展开话题，显然能轻而易举地吊起普通读者和广大消费者的胃口，也更容易让他们认可。
　　试想如果文章的“主角”换成玩具、服装、家电等中国大宗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虽然也符合报道主旨，但效果相对地就会打折扣。这些国际贸易的传统标的物已经反复在对外报道中被引用、分析，很难再有新意。它们受关注的程度是远远无法与代表着时尚高端电子消费品的iPhone相提并论的。
　　2．数据权威，解读到位
　　经济、贸易解读类报道离不开客观的研究成果。数据的权威与否直接关系着报道的成败。而就对外报道而言，写作的质量则关系着报道的影响力。
　　文章开篇就指出有研究表明，苹果公司的热销产品iPhone去年给美国造成了19亿美元的对华贸易赤字。这一论断显然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在全球市场销售异常火爆的iPhone一定让苹果公司“数钱数到手软”，怎么可能还出现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呢?
　　文章立即话锋一转，仍引用研究者的分析，指出“赤字”是用衡量全球贸易的传统方法统计出来的，并不能反映全球贸易的复杂性，因为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往往是由多个国家分工合作而完成的。“19亿美元”实际上夸大了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给人们造成了误导。
　　文章引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研究员Yuqing Xing和NealDetert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iPhone的大部分零件是在亚欧大陆多个国家生产，而中国所做的只是装配和运输这最后一步。但贸易统计数据仍然把它当作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这就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
　　文章引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2010年10月的一次讲话对以上的分析作了小结—一所谓的“中国制造”实际上只是“中国组装”，产品的商业价值其实是来自多个国家。如果将贸易统计方法进行修订，以反映各国实际贡献价值的多少，那么根据美国的数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大幅减少。
　　文章详细解剖了“19亿美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然后再按“多国分工制造”的标准重新计算，得出了美国去年因iPhone而赚得4810万美元贸易顺差的新结论!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紧紧扣住两位专家的研究报告展开分析论证，还引述了加州大学针对iPod的一项类似研究成果作为佐证，同时穿插了世贸组织官员和温家宝总理的有关论述，保证了报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字数：1512 字号:大 中 小
　　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来说，一个交口称赞的解决方案是让美国生产更多世界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
　　然而，两名学术研究人员估计，苹果公司的iPhone，这种最畅销的美国科技产品，实际上在去年为美国增加了19亿美元的对华贸易赤字。
　　这怎么可能呢?研究人员称，衡量全球贸易的传统方法所产生的数字，不能反映全球贸易的复杂性，因为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装配往往涉及多个国家。
　　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研究人员称，这给人造成一个扭曲的印象。
　　尽管iPhone是完全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拥有的产品，其大部分零件在亚欧大陆多个国家生产，但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数据仍然把它当作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中国所做的只是装配和运输这最后一步。
　　尽管鸿海精密的中国工人的人工费只占手机全部价值的3.6％，即6.5美元，但是手机的装船批发成本约178.96美元则全部计入中国。该计算结果发表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
　　苹果公司的发言人拒绝评论这项研究。
　　其结果是，根据官方统计，“就算美国公司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也不会增加美国的出口”，YuqingXing和Neal Detert在他们的报告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们是一家在东京的智库，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两名研究人员。
　　他们说，这并非是高科技产品的问题，而是如何对进出口进行测量的问题。
　　这项研究加剧了对传统贸易数字日益广泛的争论，这些数字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为了对付中国的货币政策及其不公平的贸易举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正是基于传统贸易数字发动了相应的政治斗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十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只是‘中国组装’，构成产品商业价值的却是来自多个国家”，“制成品的原产地概念已逐渐过时”。
　　拉米说，如果将贸易统计方法进行修订，以反映各国实际贡献价值的多少，那么根据美国的数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减半为2268亿美元。
　　纠正这种偏差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了解产品构成的详细信息。
　　按照不同国家贡献的增加值对进出口进行分类会产生一些有争议的结论。例如，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需要将本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增加值方法显示iPhone的销售使美国经济增加了，而非像传统方法那样显示的减少了。
　　考虑到美国在2009年销售了1130万部iPhone，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iPhone出口额为20.2亿美元。再扣除中国进口的美国零部件，在iPhone上的中国贸易盈余即为19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
　　如果只计入iPhone里面中国所贡献的价值部分，出口相同数量的伊hone手机会形成美国481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这是在考虑到部分美国公司的贡献后。
　　最近的研究结果与加州大学的个人电脑产业中心的分析大致相似，他们分析了苹果另一产品iPod的制造和贸易情况。该项研究也发现，即使贸易统计数字将全部产品价值都计入中国，中国劳动力价值也只占iPod的几块钱。
　　9月份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就引用了该研究，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被夸大了。很多中国的出口产品是按合同为国外公司生产的，因此，美国不应该批评中国有很大的贸易盈余。
　　温家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才是这一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摘编自《华尔街日报》2010年12月17日



Ipad传播:新空间与新模式字数：3562 字号:大 中 小
　　2010年1月27日苹果公司Ipad正式发布。这款定位介于苹果的智能手机iPhone和笔记本电脑产品之间的产品问世之初，人们对它的前景将信将疑。但根据苹果官网发布的公告，自4月3日Ipad上市后，第28天销量就达到100万台，到5月31日，销量突破200万台，到第80天时，销量已突破300万台。在中国，Ipad也迅速在一些人群中风靡。
　　随着Ipad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媒体进军Ipad的热情也日趋高涨。Ipad的确为媒体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这是需要传统媒体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Ipad开拓的新传播空间
　　
　　Ipad问世后不久，包括《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ABC、CBS、MSNBC、CNN、BBC、《泰晤士报》、《金融时报》、路透社在内的大批国外媒体便开发出了针对Ipad的客户端。
　　我国的多家媒体也开始实行Ipad战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新华日报》、《重庆时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风窗》、《中国企业家》、《中国国家地理》、《财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安徽日报报业集团、CCTV、凤凰卫视、新华社、人民网、北青网、新民网、中新网新闻画报、正义在线等媒体纷纷推出Ipad版。
　　报纸与杂志对Ipad的热情尤为突出，有些报刊甚至将Ipad视为自己的救星。尽管报纸、杂志在此前都有自己的网站或网络版，但是，不少报刊感觉自己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品牌优势并没有完全在网络平台上得到体现，报刊的重要形式——版面，也在网络中被肢解。在数字时代如何保留版面，一直是报业的一个探索方向。自2001年4月12日德国的DerStandard发行了继承“报纸面孔”的电子报纸后，类似的探索就从未停止。但在电脑终端上，这种电子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鸡肋”，而Ipad让报业看到了新的可能，把报纸、杂志版面搬上Ipad，让报刊的生命通过这个平台延续，成为很多报纸杂志Ipad战略的原始动力。尽管Ipad上的发展方向未必如其所愿，但至少它们走上Ipad，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的开始。
　　媒体对Ipad的热情，还因为Ipad在移动传播方面，具有手机不能比拟的某些优势，这主要是由其屏幕带来的。如果说手机解决了人们在移动状态下的“信息温饱”问题，那么，Ipad便是将这种信息消费水平推向“小康”。而Ipad在高端人群中的普及，也使很多媒体看到了新的内容与服务拓展空间。
　　
　　二、Ipad带来的新传播模式
　　
　　尽管Ipad的总体用户数量还不多，但是，Ipad对于传播模式的一些趋势性影响是长远的。
　　首先，它与智能手机一起，使不同于WWW(万维网)浏览器的“应用”(Appfication，简称为App)这样一种新的客户端模式在移动互联网甚至传统的互联网领域普及开来。“应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应用”模式简化了获取信息的路径。在“应用”之前，人们通过WWW浏览器上网浏览信息，获取网络信息的路径较长、层次较多。而“应用”则简化了信息获取的过程，打开一个“应用”就到达了特定目标。而且每—个“应用”的功能相对单一，层次也较少，这有助于提高人们阅读的效率。
　　其二，“应用”强化了专业化服务。传统的门户网站提供的是“一站购齐”式服务，一个网站无所不包。随着人们的需求的变化，专业化内容和服务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应用”正好是提供专业化内容和服务的—种方式。
　　其三，“应用”以开放的方式促进了“长尾”需求的满足。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长尾理论》一书中认为：非主流的、个性化的产品需求，虽然是需求的尾巴(The Long Tail)，但是，它们累积起来，也能产生与畅销品(Body)一样的销售业绩。将各类开发者开发的“应用”集成在一起的“应用商店”，是“长尾理论”的—个很好的实践。
　　其四，“应用”有助于固化受众的习惯。在互联网中，受众对于某个网站的依赖往往来自于习惯，而“应用”模式则有助于进一步固化受众的习惯，因为人们的阅读行为往往是由下载的“应用”所框定的。
　　其五，“应用”推动了新媒体的收费模式的普及。在传统的互联网上，由于各种原因，收费模式举步维艰。而在“应用商店”中，收费“应用”却比比皆是。这不仅是由于这些“应用”的不可替代性，还在于在这个平台上，收费模式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这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习惯。
　　除了对于“应用”这样一种客户端模式的促进外，Ipad介于电脑和手机之间的屏幕大小和便携性，出色的图像表现能力，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终端选择。尽管看上去在这些方面只是一些量变，但这种量变已经酝酿了质变的可能。
　　Ipad的触摸屏，也带来了新的人机互动方式与乐趣。无论是读书、看报还是玩游戏，触摸控制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也使得Ipad成为—种老少皆宜的工具。
　　当然，Ipad并非万能的，单单指望这一终端来拯救传统报纸与杂志，更不现实。从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Ipad的娱乐功能发挥得更充分。媒体要利用好这一新终端，还需要对其传播特性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三、Ipad“应用”开发中的几个基础问题
　　
　　“应用”是媒体走上Ipad平台的主要形式，在Ipad平台上设计媒体的“应用”，除了技术和内容方面的考虑外，还需要从传播的效率、界面的友好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更是重点：
　　1．阅读的网络条件
　　目前无论是3G版还是WIFI版的Ipad都很难做到随时在线。如果媒体的Ipad版做成可脱机浏览的，那么可以方便人们在没有上网条件的情况下阅读事先已下载的版本。但是，如果这样，在“应用”的文件体积上就需要做充分的考虑，如果体积太大，下载过程太长，可能会使人们失去下载耐心。
　　另外，脱机版的更新周期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每天更新一次，时效性就会受到影响，在与网站竞争时也会处于劣势。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将媒体的精华做成可脱机浏览的，而一般性内容做成在线阅读，时效性较强的内容随时更新。这样可以兼顾在线与脱机阅读两者。
　　2．阅读的界面
　　尽管报刊业希望将传统的版面在Ipad上保持下去，但毕竟Ipad屏幕远远小于报纸或杂志的版面，简单继承报刊版面，仍然会带来阅读的困难。将报刊的版面语言和其简洁、层次少的优势保留下来，但针对Ipad的触摸特性和屏幕尺寸开发新界面，应是大势所趋。
　　3．“应用”中的互动
　　像其他任何新媒体一样，“应用”的设计中，必须要考虑互动元素。除了评论、转发、与微博关联等常规手段外，还需要考虑到Ipad与手机的相似性，即它的移动性，让人们在移动中参与互动，并且把移动的空间情境与互动结合起来，对于提升媒体Ipad版的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4．个性化服务
　　Ipad版要超越传统媒体和网站，就需要更充分地考虑其个性化服务的问题。
　　Ipad上的个性化服务既与用户的人口指标(如年龄、性别、学历、收入、社会阶层等)相关，也与用户在特定时候的空间环境(如地理位置、参与的活动等)有关，还要考虑心理变量、行为变量等因素。
　　互动与个性化这两者往往可以结合在一起，例如，2010年移动互联网中流行的LBS(LocationBased Service)服务就是典型例子，它的思路是充分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定位功能，使人们可以基于特定的情境、地理位置进行交流，例如人们在特定的地理位置“登录”(check in)，以此为基础与他人进行互动或获得商家的优惠。媒体的Ipad“应用”的设计，可以以它为借鉴。
　　Ipad未必是适合一切人群、一切场合的终端，它只是很多新可能中的一种。但是，“Ipad热”提示我们，未来的新媒体发展是基于多元化、个性化的终端选择，而不仅仅是电脑和手机。可以预见，还会有更多的个性化终端出现，它们也必然导致媒体产品形态的丰富与变革。关注新终端的发展，针对这些新的技术来拓展媒体产品的形态，是争夺新媒体时代制高点的一个关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媒体研究所所长)


走出去”就有收获字数：1698 字号:大 中 小
　　2010年河北省扎实推进“走出去”的外宣战略，相继在国外及台湾举办了“加拿大河北文化周”、“河北文化宝岛行”等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加拿大河北文化周
　　
　　2010年是中加建交40周年，也是中国政府批准加拿大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第一年。9月16日至24日，应加拿大华冀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美国《科学周刊》出版社的邀请，河北省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成功举办了“中国河北文化周”系列文化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京畿之地·希望河北”主题，通过富有河北特色的杂技演出、民间手工艺展演、主题图片展、在当地电视台播放省情宣传片、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发放省情宣传册、赠送美版精品图书等活动，向国外公众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河北省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传承、独特的区位优势、辉煌的发展成就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活动聚合了吴桥杂技、河北戏曲、民俗音乐、民间工艺、现场洽谈、馈赠图书、宣传画册、DVD光盘等多种展示手法，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我驻加使领馆人员表示：“感谢河北文化代表团带来这样精彩的文艺节目，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吸引力的杂技表演了。”其展示的武强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面塑、芦苇画等吸引了众多观众参观、选购；香港凤凰卫视进行了专题报道，温哥华多元文化电视台反复播出河北的省情宣传片，《明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环球华报》、《中国侨声》、《侨报》、城市电视台、华侨之声电台以及加拿大新闻商业网、环球华网等20余家境外媒体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段对河北文化周进行了报道。
　　活动中，河北省活动主办方与两国政界、商界、实业界、文化界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美加两国举办经贸文化项目推介会，重点推介了河北省文化产业合作项目和经贸招商项目，签订了部分出版合作协议和文化产业合作意向。
　　
　　河北文化宝岛行
　　
　　2010年8月，河北省由103人组成的河北文化宝岛行代表团赴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交流活动。
　　在台期间，代表团组织了融戏剧、歌舞、书画、民间工艺于一体的3场戏曲演出和4场综艺演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亲自登台表演；利用河北邯郸是中华马氏发祥地的机缘，进行了马氏宗亲联谊活动；考察了台湾的文化产业，举办了河北文化产业项目说明会，发布了30多个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在台湾联经书店举办了冀版精品图书展，向台湾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捐献《苏轼全集校注》、《燕赵国宝》等精品图书；应邀考察了台湾联合报系、东森电视台、台湾知名游戏软件企业乐升科技公司、台湾规模最大的动漫企业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经营最好的出版企业诚品书店以及新竹玻璃艺术展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化单位。
　　代表团行及台北、桃园、彰化、高雄、花莲、新竹等地，选取桃园客家文化馆、高雄树德大学礼堂、台北木栅国立戏曲学院及花莲原住民文化馆作为演出场地，让台湾最基层民众感受到河北文化魅力。代表团也积极联系各界人士，促进沟通了解，代表团团长、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聂辰席以冀台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身份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荣誉副主席钟荣吉，台北世贸中心董事长王志刚等知名人士。
　　活动得到了台湾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和称赞，希望藉此将两岸交流的重点从经贸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连战题词：“经贸合作手牵手，文化交流心连心”；吴伯雄表示：“两岸用智慧和善意求同化异，文化是连接两岸最重要的元素，两岸文化交流越密切，双方越能求同存异，有助彼此理解。”江丙坤表示：“两岸同根生，文化本源且血脉相连，文化是比经贸更重要的一环，虽然经济成果可让人民共享，但从长远来看，文化却可以缩短两岸人民的认知与距离，对两岸关系和谐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活动期间，台湾“中央社”、《经济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旺报》等陆续进行了报道。
　　
　　(作者来自河北省委外宣局，图片由作者提供)

展示“大美青海” 讲述高原大爱字数：1248 字号:大 中 小
　　“大美青海”，是我们根据多年来对外宣传的实践、根据青海省情提炼并且着力打造的一个形象概念。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通过“走出去”，向世界送去一份诞生于地球第三极的惊喜，送去她的美丽、和谐与神奇，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外宣效果。
　　“大美青海”走向世界，就是以青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物为视野，以多彩而富有神韵的民族文化为内涵，通过影视展播、图片展览、艺术表演、作品展示、文物展览、民间艺人现场演示和新闻发布会、推介会、座谈会等形式，把青海之大美展现给观众、介绍给媒体。同时，我们充分发挥青海“三江源”自然和生态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品牌优势，把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科技、经贸、旅游、体育等活动结合起来，把展演、展映和文化产品销售结合起来，通过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开展合作、协作等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同境外多领域、深层次交流。
　　经过多次实践，“大美青海”境外推介活动目前已经形成几个较为成熟的板块：1．举办地媒体见面会；2．影视和图文相结合的青海综合省情推介会；3．青海民族文化专场推介会暨展览演示活动；4．青海特色旅游专场推介会暨旅游合作洽谈；5．青海经济与商贸合作专场推介会；6．“大美青海”主题摄影图片展；7．招待会暨青海民族歌舞演出。活动期间，还安排一些高层拜访、名人会见、考察交流等活动。
　　近几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美青海”走出去活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我国驻外使领馆和有关国际文化交流机构的支持下，“大美青海”已经先后成功走进新西兰、墨西哥、希腊、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走进了香港、台湾，举办各类活动20多场次，各举办国的议员、州长、市长、学者、作家、影视界和演艺界知名人士、媒体和企业高管、华人社团领袖等共有数百人应邀出席，观众累计达到10000多人，使国外及港台各阶层人士更加直观、生动、深入地了解和感知青海。青海省宣传、文化、旅游、经贸、教育等相关部门和地区的主管领导、藏学专家、作家、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等先后有200多人随团出访，进行宣传推介、演示和交流，在举办国、举办地引起了较大反响。民间艺人携带展览和现场创作的作品受到热烈欢迎，被当地人购买收藏。同时“大美青海”还先后走进了成都、深圳、太原、上海世博会等。
　　“大美青海”走出去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获得成功，还在于我们致力于把讲述的语境、观察的视角引向一个更深的人文层面。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青海山河壮丽的自然之美、万物和谐的生态之美，适应环境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她多元融合的人文之美、天人合一的生活之美。而在青海高原的这种大美之中，包含了她对自然秩序和人类存在所承担的时空使命，蕴藏了她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所付出的节制、牺牲、创造与奉献，这是一种天道、理性与信仰共存的大爱。
　　我们努力通过“大美青海”推介活动告诉世界：青海高原为世界创造了大美，为人类奉献了大爱，更需要世界的共同关注与呵护。

海外华文报业的金融危机攻略字数：3368 字号:大 中 小
　　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海外华文报业整合也以美国华文报纸首当其冲。
　　
　　报纸瘦身节省成本
　　
　　为因应广告不济，财务拮据，美国华文报纸不得不“瘦身”以节省成本。号称“北美最大”华文报纸的《世界日报》，也于2008年11月到12月，减少版面，由原来的50～60个版面锐减到40个；而《星岛日报》、《侨报》则将原先的版面横向缩小，减少版面容量，以减少开支。《星岛日报》海外业务董事总经理詹瑞庆称：“这样既方便了读者翻看，又节约了成本。”
　　相对于欧美，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业虽然也在金融危机中备受煎熬，但却“有惊无险”，没有出现闭门歇业的现象。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广告投放减少、发行量减小、财务周转一时不继等问题，但各家报纸通过办报模式的调整，注重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两地报纸着眼于年轻一代，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
　　但菲律宾和印尼的华文报纸就相对艰难些。由于华文报纸的经营效益主要来源于商业广告，金融危机后企业经营范围收缩，所能提供的广告亦相应减少；过去提供资助的赞助商，因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资金周转不继，减少或不再提供赞助。加上经济不景气时，华文报纸的另一大经济来源——华人社区“红白喜事”规模压缩，费用降低，致使当地华文报纸收入减少，再循环能力下降，经营出现困难。
　　由于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的影响有限，该国经济也只是外贸出口和外来投资减少，金融活跃度减弱，用菲律宾《世界日报》总主笔侯培水的话说：“虽然说菲律宾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不大，但是在大环境下，菲律宾华商也多少受到影响，商业活动收缩，希望通过节约费用以求自保。”
　　
　　创立连横合作新模式
　　
　　海外华文报业一般来说，经费有限，盈亏自负，规模相对较小，经营历史不是很长。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期，各报都在积极探索化解危机的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力、报模式的多样化。
　　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纸，大多数都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报纸有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例如，位于马来西亚东部沙巴地区的《亚洲时报》，是一家面向当地发行的家族式报纸，每天出40个版左右，发行量约为10000余份。该报除本地新闻外，还刊载一些临近地区如沙捞越、文莱等的新闻，以及亚洲和国际新闻。
　　金融危机发生后，该报为降低办报成本，采取连横办报的模式。该报社长张丹华介绍，该报主要编辑采写沙巴当地新闻，其它新闻都是与别的媒体合作完成。如《南洋商报》每日提供12个版面的马来西亚时政新闻、国际新闻、财经新闻及体育新闻等；香港《文汇报》提供8个新闻版，包含上海世博会专版、中国新闻等。此外《亚洲时报》还与香港《苹果日报》合作，直接从当天出版的《苹果日报》中摘取香港最新的娱乐新闻及图片。
　　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媒体合作，既是海外华文报业资源整合的方式之一，也为报业经营减少了办报的成本投入。从上述《亚洲时报》可以看出，该报每日实际编排只有20个版，除去广告外，实际编排只有10多个版。在金融危机时期，这种“简约”办报方式，成为海外华文报纸安度危机的最为主要的方式。可以说，合作已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壮大的最佳捷径之一，可以为新闻资源的挖掘与共享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也有利于增强媒体影响力。
　　合作办报也为海外华文报纸的生存状况所使然。办报需要专业人才，但海外华文报纸往往受到经费限制，不可能用较高的薪酬雇用到专才，尤其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不可能在这方面有大的投入，这直接影响到报纸的采编质量。
　　这种状况在东南亚地区，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国际日报》的运作状况，尽管在印尼的华文媒体中算是发展得最好的，创刊两年后即达到收支平衡，目前发行量从创刊时的2000份增长到50000份，是印尼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但该报的采编人员明显老化，年轻编辑记者很少，人才断层问题十分突出。
　　即使在欧美地区也存在着上述问题。北美地区发行量较大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虽然有不少受过训练的采编人员，有助于报纸质量的提高，但总体看，这些华文报纸的编排和文字水平仍逊于国内的主流媒体。
　　如今，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海外华文报纸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对报纸质量和生存的影响，合作办报尤其是与内地媒体联手开始蔚成风气。《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说，进入21世纪后，面对资讯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实现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应该是海外华文媒体追求的共同目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改革和版面技术的创新，可说均处于华文报业的领先地位。如果有效地借助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力量，探索合作之路，未尝不是让海外华文报刊跃上一个新台阶的好办法。
　　基于如上认识，该报在金融危机之前就未雨绸缪，与上海《新民晚报》进行合作，在法国联合出版华文周刊《欧洲联合周报》，每期40个版面，由《新民晚报》负责选编有关中国和上海的新闻版面和相关副刊；该报负责选编欧洲和法国的当地新闻版面和侨社动态消息等。该周刊一经面世，就受到了欧洲各国华侨华人的欢迎，报纸销量不断攀升，使得该报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处之泰然。
　　
　　面向年轻一代读者新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后留学潮的兴起，海外华人社会悄然发生结构性变化。海外华文报业的读者群体，正经历由老一代华侨华人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港台移民变为以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和华人新生代为主体的转型，在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上两代人也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后危机时期的到来则加速着这一转型的进程。
　　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林宏说过：“最怕看到讣告。看到讣告就说明华文报纸的读者又少了一个。”这句话颇为感伤，但也道出了海外华文报纸面临的最大窘境——读者人数的减少。事实上，减少的只是老一代华侨华人，这是历史的自然进程，而大陆新移民和华人新生代仍是一个市场庞大的读者群体。只是这一群体成为华文报业的“拥趸”尚待发掘，这个市场的成熟亦有待培育。
　　从金融危机发生到后危机时期海外华文报业的转型看，这个读者群体正日益成为各报着力拓展的对象。
　　首先是“投其所好”，在报道内容上贴近大陆新移民和华人新生代的需求。根据一项调查：过去20多年里，旅居海外的华裔不断增加。仅美国就有240多万华人，其中多达82.9％的华人在家里讲华文。与老一代华侨华人一样，他们也对曾经生活过的故土难以释怀，与祖(籍)国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华人新生代则接受老一辈的文化传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从以往的不甚关心到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加上海外主流媒体对华人社区新闻鲜有提及，更不可能对社区日常事务进行详细报道，因此华文媒体就成为大陆新移民和华人新生代了解祖(籍)国情况和家乡信息，并从中获取与自身相关资讯的主要来源。
　　其次是“悦目赏心”，在报道形式上体现出年轻读者喜爱的娱乐化风格。不同于新闻内容的娱乐化，海外华文报纸的娱乐化是通过报纸版面的变革来实现的。这与金融危机后海外华文报纸逐渐将受众群体锁定为年轻读者相关，即在以新闻内容满足年轻人“胃口”的同时，更以版面编排上的革新吸引他们的“眼球”。
　　当然，娱乐化不能过度，更不能以追求娱乐为终极目的。从目前看，海外华文报纸这种倾向尚不明显。这与海外华文报纸的严肃办报态度有关，即力、报以不尚低俗为追求；也与读者群体的制约有关，即读报不以消闲为目的。
　　总而言之，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的海外华文报业，已经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发展业态。在“中国新闻”报道上，海外华文报业通过客观公正、视角独特的报道，扩大了“中国声音”在海外传播的力度，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进展顺利，海外华文报业以极大的热隋、对我友好的态度和独立的新闻立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向世界再现了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和一个真实而生机勃勃的中国，在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字数：3416 字号:大 中 小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自然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认知。总体上看，美国对近代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是从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出发；对现代中国形象的认知，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与国家实力的维度出发。
　　
　　历史与文化认知中的近代中国形象
　　
　　美国人早期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于他们的欧洲先辈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记述，来自诸如《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广博与富饶的描述，来自西方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和利玛窦(MatteoRicci)对“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形象被美化的时期，中国在美国人眼中是一个繁荣、富饶、强大的东方帝国。然而，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潮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中国封建帝国的日益赢弱，在欧洲的很多著作中，中国被逐渐描述成为一个邪恶、堕落、贫穷与专制的鸦片帝国。这种形象也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看法，但在美国人眼中和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却依然饱含了对中国社会的同情、道义和拯救元素，这在美国的对华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美国探险家威廉·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在1888年到1890年对中国进行了历经数年的考察。1891年，柔克义完成了《喇嘛的国度：中国、蒙古与西藏游记》一书。在他的眼中，中国像一块纯朴的圣土，西藏是佛教的香格里拉。他说：“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胜过在美国五十年。”他的这部作品也极大地激发了汉学家、探险家、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兴致，大批探险家和传教士接踵而至。1898年，柔克义由探险家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成为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顾问。他推动美国政府在1898年和1900年两次颁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柔克义和海约翰均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既使得美国在列强对华竞争中不落人后，又是“一项相当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它在客观上承认和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美国应施加善意的对象，美国应用其无私来拯救这片香格里拉。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海约翰和柔克义的继任者们，因此也就出现了，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的美国，将所获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支持与改造基金。1909年起，美国退回部分赔款，充作中国留美学习基金。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朝灭亡以后，美国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对中国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塑造美国人对中国的良好形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但与许多旅美的欧洲人相比，多数对自己的祖国并没有恶意，他们向当地的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乡土风情，他们对祖国深怀感情，对祖国取得的任何成就和进步而感到鼓舞。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差序格局”与皇权和绅权两级重构下的社会制度。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描述的中国人“老成温顺、遇事隐忍”，虽然有世故、消极、守旧的一面，但爱好和平、知足而又幽默；等级、专制、腐败官宦与乡绅制度统治下，更多的民众表现出的是温良纯朴、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知足常乐。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时期是会来的，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天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而在当时美国的大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也主要由那些曾经在中国获得愉快经历的美国学者来主持，他们为中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文化所吸引。在他们的著作中，同样充满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在中国前后旅居达40年之久，其获奖作品《大地》中的主人公阿兰代表了中国一代传统妇女形象，作者在描写阿兰的痛苦与美德时，也向美国读者展现了阿兰坚强不屈的独立人格。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被视为中国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他因同情中国以及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而闻名。这些对中国的友好人士，塑造了中国的不屈与希望形象，激发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与向往。
　　
　　意识形态、国家行为与国家实力交织下的现代中国形象
　　
　　与近代认知中国的角度不同，美国人看待现代中国的视角和基点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褪去了理想化的色彩，加入了更多现实国际政治的逻辑和因素。
　　中美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为同盟，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但国民政府的腐败不堪让渴望新生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对美国人而言，中国诞生社会主义、中苏结盟让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近半个世纪来的“释放善意”似乎并未得到应有回报，中国本应成为美国战后在亚洲最理想的盟友。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败感，美国国内也发出了“谁丢掉了中国”的质疑。“麦卡锡主义者”们也借此诋毁中国的形象，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所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极力渲染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中美的民间交流也因两国的对抗而基本中断。中国的形象虽然在尼克松访华时期由于中美的接近而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改变两国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使中国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好像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然而中国并未向苏东国家一样实现西方所预想的体制转变。在美国人眼中，“专制”的中国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不可能在未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新生的俄罗斯则可能成为21世纪的民主样板，从而最终证明美国所引领的西方社会制度取得对后苏联时代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但是“中国崩溃论”很快在中国迅速发展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断裂中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美国学者借助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大国均势经验，断定中国必然在未来的崛起中寻求霸权，进而损害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追求和平发展道路和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系列国际行为，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2005年以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G2”、“中美国”(Chimerica)等概念的出现，尽管其背后有美国自身的利益考量，但这些言论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形象的变化，即中国有可能并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责任。2009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然而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则多了几分“复杂多变”，这说明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复杂的情感和评价维度下不断调试着认识对方，并影响着双边关系的进程。
　　上述美国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启示我们，为了让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认知更加客观和全面，我们可以继续以下两方面的努力。第一，鼓励国内学者和媒体在对外介绍中国、报道中国时，提供更多的“中国视角”。中国毕竟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拥有不同质的文化，需要有不同的范式对其进行认识，在运用“中国方法”解剖中国文化上，我们应该有这份自信和自觉。第二，加强中外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政府层面的对外交流当然有其优势，例如力度大、短期效果明显等，但辅以民间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则有利于培养中外之间持续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拓宽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不断积累认知和善意。只有多积累一分善意，多增加一些了解，才可以少一分误解，多一分真实。
　　或许，中国很难或者不可能让所有美国民众理解并支持中国，但是却可以用行动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不反感、不反对中国。在中国自身不断全面发展、与国际社会互动更加紧密的今天，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认知中国的维度将更加开阔，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完全可以更加客观。


日本NHK的“文化攻略”字数：2906 字号:大 中 小
　　NHK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电视机构，目前通过NHK环球电视频道(NHK World TV)进行国际传播；该频道在全世界约1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亿2500万收视家庭(截至2010年3月)。
　　
　　NHK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攻略”
　　
　　作为公营媒体机构，日本NHK开展国际传播的目标主要是传播日本文化，在国际媒体竞争中以“文化攻略”来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由此向世界传递日本的声音。NHK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其“文化攻略”，即节目传播和文化外交。
　　1、节目传播
　　日本广播协会中国总局长西川吉郎先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外国人在两个层面上对日本感兴趣，一是日本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技术、经济、高科技，二是比较典型的日本文化。为了满足外国观众对这两方面的兴趣，NHK环球电视频道(NHK World TV)在制作节目时有所侧重。
　　目前，在NHK环球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文化类节目占日播时长的平均比例达到28.75％。NHK环球电视频道文化类节目的时长如表1所示。
　　NHK World TV新闻类节目只有两个：整点播出的《新闻快报》和周播的《亚洲七日》，关于文化的栏目达到14个，涉及不同的主题。有些栏目偏重传递具有浓郁日本文化特色的内容，例如，《栗原春美私房菜》与《日餐厨房》是推介饮食文化类的节目；《轻松学日语》是语言文化类节目；《日本礼仪》是一个介绍基本日本礼仪的节目，《日本生活》的内容是关于日本文化细节以及日本人审美和价值观。在文化类节目中，NHK环球电视频道注重推介包括音乐艺术等在内的当代日本文化，其节目播出时间所占日播时间总量的平均比例达到10.55％。
　　另外，NHK也注重通过文化产品的销售来传播文化。NHK设立了专门在国际上负责购买和销售节目的代理公司NEP(NHKEnterprises.INC)，在2009财政年度(2009年4月1日到2010年3月31日)，NHK向4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了3706部节目。
　　2、文化外交
　　除了在节目上注重文化内容的传播，NHK在国际传播上实施“文化攻略”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展文化外交。根据自身特点，HK的文化外交活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开展，即文化活动和国际合作。
　　(1)文化活动
　　NHK在国际上开展文化活动的形式多样，例如，NHK邀请世界一流指挥家和管弦乐团，联手举办“NHK音乐节”活动，此外，NHK每年主办“NHK杯国际花样滑冰锦标赛”。在NHK的众多文化活动中，较有影响的是三个国际性赛事，即创办于1995年的NHK亚洲电影节(NHK AsianFilm Festival)、创办于1996年的圣丹斯／NHK国际电影工作者奖(Sundance／NHK InternationalFilmmakers Award)和设立于1965年的“日本奖”(The JapanPrize)。其中，“日本奖”是一个教育节目国际竞赛奖，旨在“提高国际教育节目质量，增进国际理解与合作”，以鼓励致力于教育下一代的优秀影视作品。通过这些文化类赛事，不仅促进了国际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NHK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2)国际合作
　　NHK文化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文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其形式主要是技术合作以及节目合作。就技术合作而言，NHK通过派遣专家和接受对象国对口专家赴日研修等形式，向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广播电视机构提供技术合作。派遣专家和接受研修人员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广播电视设备的维修保养、信号传输、节目制作技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经营等。在过去50年中，NHK派遣专家和接受研修人员的数目累计达到4333人。就节目合作而言，NHK与海外许多广播电视机构和制作公司保持合作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NHK已经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制作了750部节目。例如，曾经在中国产生较大反响的《丝绸之路》是中央电视台首次与NHK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系列片。
　　
　　NHK“文化攻略”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在加大电视国际传播的力度，开办了多个语种的国际综合或新闻频道。截至2010年9月，仅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就开办了6个语种、10个国际频道，另外，全国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开播了国际频道。在这种国际传播态势下，如何更好地让电视“走出去”、如何提升我国对外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正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课题。而NHK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攻略”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强化文化内容的传播，增强对外传播吸引力
　　现在，文化软实力正成为各界讨论甚多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认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吸引力。同样，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概念，笔者认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传播内容的吸引力。
　　根据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2008年进行的《蓝海调查：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回答“希望了解中国的原因是什么”问题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高居首位，达49％，这一数字比原因“中国不断增加的政治、经济实力”多出20个百分点(见表2)。
　　目前中国文化在我国电视对外传播内容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而政治和经济、尤其是国际政治和经济话题仍然在传播内容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因此，在我国电视对外传播中，需要有意识地采取“文化传播”的软性途径，增加内容的吸引力，以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
　　当然，电视对外传播在以新闻或专题节目传递文化内容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注意文化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文化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或价值观层面的内容选择。另外一方面需要考虑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需要兼顾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力求避免传播其他文化中所禁忌的内容。
　　2、完善文化外交的模式，提升对外传播影响力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说，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目前，我国文化外交的主要模式是“走出去”，以不同的渠道到世界各国开展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活动。当然，不同的渠道有着自身的特点，故而有着相应的文化外交模式。就对外电视而言，“走出去”固然必要，“请进来”也必不可少。所谓“请进来”就是对外电视机构通过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吸引世界各国的同行参与其中，形成互动，增强理解，进而提升影响力。中国虽然已经有“上海电视节”、“长春电影节”等国际电视、电影节活动，但其影响力依然有提升的空间；目前，中国电视机构尚没有像NHK亚洲电影节、国际电影工作者奖和“日本奖”一类的文化活动或传播模式。另外，从长远来说，针对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培养、电视工作者来华培训以及人员交流等工作的开展对于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文化外交的模式应尽量多元化，不仅要大力“走出去”，也要积极“请进来”，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地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驻外记者面临困境字数：3040 字号:大 中 小
　　一场经济危机使得原来就被网络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传统媒体雪上加霜，倒闭潮、转网潮、收费潮……一浪高过一浪。作为传统新闻理念捍卫者的传统报刊自身不保，相应地，高品质的报道也就难以为继了。翻开2010年的美国新闻业务期刊：《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美国新闻学评论》、《尼曼报告》，“经济危机、报道维艰”成为关键词。调查报道、国际新闻、各州府院新闻成为新闻行业的濒危品种。
　　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出版的2010年秋季号的《尼曼报告》关注的就是国际新闻记者这一濒危职业。
　　
　　濒危的驻外记者
　　
　　耗资不菲、没有受众关心、报纸自身经营状况不佳，这诸多因素都是导致国际新闻报道迅速萎缩的元凶：《巴尔的摩太阳报》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还在全球8个国家设有记者站，如今资金捉襟见肘全面萎缩，干脆解雇所有的海外记者。《华盛顿邮报》几年前还有30人专职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如今却仅剩15人。与此相似，《波士顿环球报》、《费城问询报》已不再外派记者驻扎他国，《芝加哥论坛报》等也纷纷缩减海外记者规模。这种状况不是美国一国的现象，在欧洲，驻外记者的境况同样令人堪虞：根据驻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国际新闻业协会(Intemational Press Association)的调查，欧洲各国媒体派驻布鲁塞尔记者的总人数从2005年的1300人，下降到2009年的964人。伴随着经济的不振，越来越多的“穷国”媒体开始撤出布鲁塞尔：立陶宛已经没有记者常驻布城；拉脱维亚仅剩一名记者，不过他也举步维艰，朝不保夕；塞尔维亚战后一直想加入欧盟，可是贝尔格莱德的媒体养不起驻外记者，不得不离开欧洲的政治中心；匈牙利唯一的驻布鲁塞尔记者已经解职，只得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生。
　　那么，如今哪些人还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呢?
　　
　　不能没有你!
　　
　　世界毕竟是在向“全球化”、“地球村”的方向迈进，国际新闻报道在其间扮演着沟通信息的重要角色。因此，驻外记者的萎缩并不代表着国际新闻的消亡，反而，专职记者的减少，带来的是其他类型人士纷纷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
　　总的说来，如今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有媒体的驻外记者、雇佣的海外本土记者以及自由撰稿人三类人士。
　　驻外记者的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媒体不得不割爱。那么，要养一个驻外记者需要多少钱呢?据介绍，一家美国报纸每年养活一名驻外记者需要花费25万美元，如果是派驻战乱地区的花费更高。像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全球有7大海外新闻站点，小的记者站不计其数。但是，它也面临着开源节流的压力，编辑们不得不为了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省钱而殚精竭虑。
　　这样一来，海外本土记者成了海外报道的香饽饽，这群人了解自己所在国的国情、文化，在该国有自己的人脉，是上手就能干的人。新华社驻巴格达特约记者贾迈勒就是很好的例子。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后，贾迈勒以第一时间通过新华社向世界报道战争已经打响。新华社中东总分社10时33分50秒发出快讯，领先世界其他主要通讯社。路透社到10时34分才报道巴格达有爆炸声，美联社和法新社各在10时35分及41分披露有关消息。贾迈勒为新华社抢到了宝贵的10秒。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记者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传播平台表达自己对本国问题的看法，可以有效地逆转国际新闻传播的不平衡。不过，这样的记者同样存在不足。碍于记者本人的身份，海外雇员在采写上会遇到政府的阻挠，无法传达真相。例如在加沙，巴以之间相互的限制措施使得各自对方记者无法报道另一方的情况。这时，有个外国身份反而有利于了解事件的全貌。
　　在海外报道的大军中，还有一类人士“异军突起”。就像上文提到过的匈牙利驻布鲁塞尔记者一样，他们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媒体供稿，按文章质量、数量获取报酬。比较而言，这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最得编辑们的“欢心”。越来越多的驻外记者“被失业”之后，无以为继，只能以这种形式继续进行国际新闻报道。此外，世界越来越开放，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在普通人也能成为记者的今天，任何一个身处海外的人士都可能成为新闻媒体的自由撰稿人。
　　不过，这种模式是否可行，依然值得探讨。驻外记者的费用之所以高昂，并不在于他们的工资，而在于向他们提供的保障。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在向冲突地区派驻记者之前，候选人先要在英国乡村进行为期6天的极端状况求生培训。资深的退役大兵将会教授基本的战地急救、如何避开子弹、万一被绑架该如何应对等求生技巧。派出之后，每三年还要重新组织一次学习。从战地归来，英国广播公司还得帮助记者进行“精神创伤治疗”，帮助其调试心理。这些都得花钱，而且还耗费不少。要是遇上记者遇险、被绑架，媒体的责任更是重大。2007年BBC驻加沙记者艾伦·约翰斯通(Alan Johnston)被地方武装绑架。BBC在这期间不仅承担安抚家属的责任，还积极通过各种政府关系进行斡旋，组织发起运动要求释放约翰斯通。2008年《纽约时报》驻阿富汗记者戴维·罗德(David Rohde)被绑架，该报与阿富汗、美国政界密切联系，最终成功营救出罗德。作为一家新闻媒体，不仅要对新闻报道、新闻事实、舆论引导负责，也要对记者、报道提供者负责。自由撰稿人与媒体的关系十分松散，理论上，媒体并不对他们的安危负责，但是，为了经济上的考虑让一群人承担风险，无论如何是有损传媒形象的。
　　驻外记者也好、雇佣的海外本土记者、自由撰稿人也罢，在未来这三种人士谁将主导国际新闻报道的格局?很难说。我们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期：传统媒体式微带来传统报道手段的滑坡，网络崛起的同时没能真正复兴负责报道的新闻理念，只是打着“共享”的旗号，满足于转载。不过网络新闻媒体迟早会遇到内容发展的瓶颈，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新闻采写队伍。美国传统媒体网络“收费”之后，美国在线(AOL)等门户网站已经开始了新闻采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类国际新闻人并存的局面估计将长久存在。
　　
　　全能记者更吃香
　　
　　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3月对美国百姓进行了一项名为“了解积极参与新闻消费者(Understanding the NewsParticipatory Consumer)”的调查。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希望能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
　　如果将国际新闻看作是一种产品，那么，如今的国际新闻并不是没有市场，问题出现在了生产上。生产成本过高，投资方运营状态不佳，迫切需要“盈利”，因此，对于这种“投入大、产出少”的新闻产品只能“放弃”——说到底还是成本高的问题。
　　如今的驻外记者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要成为一个全能记者。这样的记者文字功底扎实，摄影、摄像水平高超，能适应各类媒体的不同特点，能为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发稿。这样，一个人身兼数职，就能减少雇员数量，降低成本。
　　不过，这种单干、全能记者也是有局限的。例如，紧急事件下，电视、广播、网络等希望得到的是实时的跟踪报道。这时，如果将摄像、摄影、写稿、灯光、音效等技术都集中在一位记者身上的话，那么报道的质量很难得以保证，毕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外，在冲突地区，如果有个报道团队，哪怕只有两个人，在相互照应之下，记者们的安全相对更有保障。


二○一○年澳洲民众的对华认知字数：2970 字号:大 中 小
　　2010年澳洲民众对中国的基本评价
　　
　　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澳中关系受到该国民众的普遍关注。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的2010年度“澳大利亚全球民众意见及外交政策”报告的中国相关部分，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所作国际民调涉华部分显示，与以往相比，2010年澳民众看待中国心态愈发复杂：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双边经贸关系积极评价增多的同时，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影响也日益感到忧虑。
　　1．认可中国经济发展，但担忧中国控制其资源。
　　2010年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1001名澳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后发现，有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对澳大利亚有利。这个数据比2009年增长了10％。同时有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全球领先的经济大国；而选择美国的仅为32％。
　　尽管绝大数受访者认为，澳洲政府应该与中国政府进行友好合作。但民调也显示，澳洲人不太欢迎中国国企的投资，担心中国控制其关键资源。2010年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7％)表示政府批准的中国投资过多，应采取积极措施对此进行限制。这一数字比2009年增加了11％。
　　2．担忧中国崛起带来地缘威胁。
　　澳大利亚民众看待中国经济和战略的态度差异明显。尽管多数澳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可并不积极。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委托全球扫描(GlobalScan)开展的涉华民调显示，有36％的澳大利亚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主要持积极看法，而持消极看法的为43％。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0年的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亚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强大后中国的走向让人担忧。有69％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的目标是称霸亚洲。55％的受访者表示，澳大利亚应与其他国家联手抑制中国的影响力。在回答中国是否会“负责任地处理世界问题”时，只有29％的澳洲人说“是”，高达64％的受访者表达了否定态度。在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澳大利亚人的看法与其他亚洲国家民众趋于一致。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涉华民调显示，与2009年相比，印度、韩国、日本等我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有所上升；同时许多亚洲国家认为中国具有单边主义倾向。
　　3．对中国日益发展的军力感到威胁。
　　由于中澳之间的地理距离，相比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澳民众之前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感受并不深，而近年来澳民众认为中国军事可能对本国产生威胁的比例不断上升。罗伊涉华民调显示，2010年有46％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未来20年内中国有可能对本国构成军事威胁(这一数字比2009年上升了5％)，其中19％认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民调还显示，澳民众对中国军力的担心导致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更大支持。有86％受访者强力支持美澳新安全条约和美澳军事同盟关系。
　　
　　原因分析
　　
　　澳公众对中国评价的起伏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1．澳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给澳民众带来了切实利益。
　　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2009年澳中贸易额突破850亿澳元。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相比，快速发展的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与作为资源大国的澳大利亚有高度的经济结构互补性。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迅猛增长的直接投资，到澳留学、旅游人数日益增多等，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对澳有巨大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铁矿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等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澳中双边贸易以及中国对澳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从而使澳大利亚避免了其他西方国家式的经济衰退。不少澳洲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进口矿产需求的增长给澳大利亚带来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帮助澳大利亚避免遭受过去两年来全球金融滑坡的最严重影响。因而澳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认可。
　　2．两国在政治体制、历史、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民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
　　与以往相比，价值观因素在影响澳民众对华认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0年有66％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方面做得还不够。此外，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不同，澳民众对中国迅速发展后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心。有不少民众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认为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会越来越自负。很多政要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澳前总理陆克文2010年4月23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讲时曾表示：“现在仍然看不清重新崛起的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将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也不清楚中国作为自信成功的国际社会成员将如何设定国家社会个人的目标。”
　　3．近期双边关系的紧张态势影响了澳民众的认知。
　　从澳国防部2009年《国防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到2010年“力拓间谍案”引发的争议，再到为“7·5”事件主谋热比娅发放签证等，澳大利亚政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不当措施使得中澳关系急速降温，经过媒体炒作后，澳民众对中国负面看法增加，认为“中国政府不考虑澳大利亚的体制、价值观和意见，只想迫使澳政府满足其愿望”。在军事方面，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希勒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慑力，担忧中国崛起对亚太地区各国产生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威胁”。
　　4．澳媒中一些负面的、有导向性的涉华报道也是造成民众对中国负面看法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澳大利亚民众并没有亲自到过中国，大多数人通过本国媒体的报道来了解中国，而媒体出于商业考虑和政治立场，在一些问题上不断对中国进行抹黑。特别在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朝核伊核问题)的处理上，无视中国所作的努力，歪曲中国的言论，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在中国对澳投资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不少澳媒对我发展、强大疑虑重重，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加以遏制或约束，夸大中国大举前往海外收购资产、尤其是矿产资源的趋势，强调企业背后的政府“推手”，突出中国政府的“海外扩张”意图，使得民众中认为“中国威胁”的比例不断上升。
　　
　　结语
　　
　　分析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解疑释惑工作，塑造我良好国际形象。中澳都是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充分了解澳洲民众对华认知，减少澳民众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担忧，可以为我对澳政策和双边经贸活动更好地提供海外民意支持，促进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附：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国际政策智囊机构，其总部设在悉尼。它的目标与核心业务是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定位和国际交往提供新思想。该智库每年进行“澳大利亚全球民众意见及外交政策”调查，为其对外政策提供参考。2009年该智库还专门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民众对国际事务和其他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看法的报告，以专门为其对华政策提供参考。

奥巴马的绿色“梦之队”字数：1555 字号:大 中 小
　　在坎昆召开的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两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都备受瞩目，而美国的政策正是来自于被《时代》周刊等美国媒体誉为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梦之队”的能源和环境核心决策层。这个决策层由6位成员组成。
　　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Chu)，现年62岁，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一直倡导发展清洁能源，并主张征收“碳关税”，朱棣文在其就职不久后就公开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以避免使美国制造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朱棣文还曾经参与撰写中美关系亚洲协会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报告《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
　　环境保护署署长丽莎·杰克逊(Lisa P.Jackson)，现年48岁，在美国环境保护署有长达16年的工作经历。2009年1月，她成为担任此职位的首位非裔美国人。她认为环保署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总统能源和气候变化助理卡罗尔·布朗纳(Carol Browner)，现年55岁，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环境保护署署长达9年，她以工作作风“强硬”著称，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的“能源沙皇”。
　　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南希·萨特利(Nancy Sutley)，现年48岁，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曾在美国环境保护署工作，担任环境保护署驻旧金山地方环境保护部负责人的高级政策顾问，以及环境保护署驻华盛顿特区的负责人的特别助理。
　　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m)，现年59岁，曾经多次参加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的谈判。2009年1月，希拉里任命托德·斯特恩为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他还同时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气候政策首席顾问以及首席气候谈判代表。
　　美国总统的科学和技术顾问、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P.Holdren)，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环境政策教授，是该学院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的主任，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探求全球环境变化的原因和后果，以及能源技术和政策。
　　早在被委任之初，他们就吸引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媒体分析认为，他(她)们普遍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较之前任总统，奥巴马开始真正重视具有专业科学背景的人士，让他们领导美国的能源和环保部门。其中，任命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和专业技术学者出身的约翰·霍尔德伦，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也与奥巴马和希拉里近期一直推崇的“科学外交”一脉相承。二是在这一决策的核心团队中，除了专业人士以外，他们大都具有丰富经验和关系网络，这会使其在处理相关的能源和环境议题时更易于取得跨政府机构的支持和配合。因此，媒体指出，尽管他们今后的工作可能会面临巨大挑战，但是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对他们的专业和经验表示肯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绿色“梦之队”认为，在发展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议题上，中美两国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契合点：一是美国拥有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和环保技术，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在的清洁能源和环保市场。二是美国为走出危机急需清洁能源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中国在产业升级、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节能减排。三是美国为了保障能源安全需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而中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四是美国需要中国根据日益提升的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规则参与权和话语权。因此，在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合作共赢的巨大可能和广阔空间。但是，要实现共赢还有很多现实障碍需要解决。


要闻月报字数：1217 字号:大 中 小
　　李长春对2011年外宣工作提出要求：
　　
　　扩大国际话语权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于1月4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李长春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艰巨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网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_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重大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其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提高对外宣传水下和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王晨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
　　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于1月4日至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会议上强调，要以更加开放的姿念面向世界。
　　会议要求，做好2011年外宣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积极地传递中国信息，传播中国声音，积极对外介绍“十二五”规划和“十二五”开局取得的进展，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重大活动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宣传我国坚持走和下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立场主张和实际行动。进一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加大新闻发布力度。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多做增信释疑工作，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推进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发展和管理工作，促进我国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一个丰富、真实和发展中的中国。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首播
　　
　　1月17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让美国观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
　　该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首播，接下来的4周时间内，每天从早6点至凌晨2点，每小时播放15次，预计4周总计播放将近万次。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分时段陆续播放该片。
　　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下、姚明、丁俊晖、袁隆下、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


言论集纳字数：1461 字号:大 中 小
　　过去渲染“中国威胁论”是一种政治需要，目的是让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定位显得正当合法。今天渲染“网络战”威胁同样有政治考虑；有人试图让美国与日俱增的国内间谍、维护政治安全的巨额开支都显得正当合法。
　　——美国互联网安全技术早期创始人马库斯·兰努姆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对所谓“中国网络威胁论”的看法时说。
　　我的经验是，过去30年，中国对德国人来说，就像是一面远方的镜子。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人自己看到的中国，而是我们看到的中国，这使得对于中国的讨论总是很感情化。德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在“热爱中国”和“害怕中国”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并且难以稳定在中间的平衡点。一个中国大公司来德国投资，人们就开始担心；但当出现金融危机时，人们就又对中国充满期待。我相信，这种激烈的讨论在德国还将继续下去，而且想得到一个答案实在不容易。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是德国学术界年轻有为的学者，谈到德国对中国的态度，他阐述了以上见解。
　　了解非洲其实有点像外国人了解中国，就好像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上海北京这些气派现代的大城市身上，总是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强调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1.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民那样，如果正好去的是那些政局混乱，经济停滞不前的非洲国家，那也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原来非洲有不少国家，人均GDP远远要比中国要高。有中国学者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指出，根据他的统计，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比中国要高。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撰文谈非洲人和中国人的相互错觉。
　　我夫人和我一样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她学习汉语已经有4年时间。在这本书里，她以她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为基础，我以我与中国人接触的经历做参考，试图写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怎样的，中国年轻人如何看待未来……这既不是一本政治书籍，也不是学术书籍，而是一本发自内心的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中国朋友，我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们又从中国身上学习到了什么。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这样推介他与夫人刚刚完成的一本有关中国的新书《中国的启示》。
　　城市营销，重点在于宣扬个性，尤其是在个性张扬的如今和全民营销的未来，千篇一律反而是一种罪过。赛事、论坛、展会都只是营销城市的手段，关键是“适合”二字。有的地方，气质清幽，若非要张罗世界杯，反而无利于城市魅力的打造。有的地方，古朴质雅，做—个诗会，未尝不好。茶花女悠然闲步的香榭丽舍大街，福尔摩斯居住的贝克街，善良的敲钟人住在巴黎圣母院，……这些地名让人铭记，是因为有我们“熟悉”的人住在这里。
　　——在品牌营销专家、《魔鬼营销》一书的作者李光斗看来，城市营销，本质上仍然是品牌营销，需要以“产品”为基础。这里的“产品”既包括一座城市的硬件建设，也包括它的精神风貌。
　　艺术节确实为爱丁堡带来了繁荣的旅游经济，但吸引游客并不是爱丁堡举办艺术节的原因。有些城市想举办艺术节，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理由。爱丁堡艺术节的一大宝贵遗产正是它的举办理由——它创立于一个糟糕的时代，却拥有一个最好的理由：在二战结束不久的1947年，人们希望用艺术节赋予彼此乐观的精神，用艺术缝合被战争撕裂的欧洲文明。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总监乔纳森·米尔斯(Tonathan Mills)认为，艺术节不仅是一个表演艺术盛会，而且是他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哲学思想的体现。


精品展柜字数：1463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英)珍妮·克莱格著　葛雪蕾　洪漫等译
　　新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作者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英国中兰开夏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高级讲师、中国问题专家。本书集中关注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发挥的作用。该书的第一部分“单极——多极”态势，从“全球态势下的中美关系”，“历史视角看多极化”，“巧妙走向多极化”，“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多极化”，以及“推动多极化：亚洲的区域组织”这五个方而，着重描绘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应对手法：中国采取一种多边战略，运用和平发展的构想来促进一个多极世界的形成。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中，侧重探讨了“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坚持自力更生”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两个方面，通过检视中国以往和当前的政策来捕捉中国在长远规划中的广阔视角；而第三部分“国际角力”，主要讨论中国为形成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追求的循序渐进议程。最后，作者在“形成中的国际新民主国家”里，揭示了21世纪在国内外挑战面前，中国的政治视角和未来走向，说明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种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日渐形成，各国将以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际事务。
　　
　　《中国密码：解读中国人的12个行为特点》
　　(美)唐锐涛著
　　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7月出版
　　作者唐锐涛(Tom Doctoroff)，智威汤逊广告集团大中华区CEO及北亚区区域总监，著名广告人。2008年出版专著《亿万市场：洞察中国新兴消费群》，被海内外媒体誉为“叩开亿万中国市场之门的必读之书”。
　　作为中国广告传播和营销领域的资深专家，作者通过在中国工作生活12年的经历和观察，归纳和分析出中国人的12个行为特征，用两方人的幽默描述了他眼中的“儒家中国”。本书总结了作者在亚洲区尤其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10余年工作积累的经验，以一个国际大公司中国总裁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社会和人情，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及其文化进行了直观式的思维分析。作者分析了中国人知礼守礼、等级编制、焦虑的自我保护、促进信任、务实弹性、渐进式发展、释放的压抑、表现信心、宏伟的抱负等12种行为或现象，告诉人们怎么去认识中国人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种种原因，帮助那些欧美等国家的两方人理解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启示》
　　(法)皮埃尔·拉法兰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为法国前总理、中欧名流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的启示》是拉法兰1976年首次访华后，与夫人集30多年来对中国的实地观察和亲身体验写成的。该书从“中国文化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统一是政治价值之母”、“新的增长将来自中国”、“节日是人情味的美好表达”、“交流是一门艺术”、“多级平衡确保世界和平”等八个方而，用大量的事实，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
　　在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倡导多边主义的，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同时希望通过该书让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的年轻人，更加了解中国，也希望引发人们的思考。作者认为，“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将无法前行”。该书由拉法兰和夫人用中文合著，中文版出版后，将面向法国年轻一代出版法文版。
　　
　　责编：袁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