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报道中设置议题呈现中国良好形象

在重大报道中设置议题呈现中国良好形象

编者按:本期以新华社《中国聚焦: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和玉树地震首日新华社英文报道两篇文章为实例,前者的作者总结了在重大报道中呈现中国良好形象的经验,后者则谈了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拼抢时效、积极引导国际舆论。
　　持续已半年有余、属百年一遇的中国西南五省区市旱灾,是2010年中外关注的重大事件。作为身处旱区的一名新华社记者,笔者有幸参与采写了《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一文,对如何在重大事件中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感触颇深。
　　
　　在重大事件中着力创意策划
　　
　　3月31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中国聚焦: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一文。很快,新浪、网易、人民网、新华网、新民网、搜狐、千龙网等近百家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刊登,有的还放在首页头条位置。网民对此纷纷发表评论,一些新闻业内人士也给予充分肯定。
　　这篇文章尽管署名3人,事实上却是一篇凝聚集体智慧的作品。笔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面对重大旱情报道,新华社总社编辑部与分社记者认真做好了创意策划。如果没有大家的创意策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好点子”,这篇报道便无由产生。
　　3月下旬,笔者正在新华社对外部学习,时值抗旱报道已持续较长时间。大家一起讨论题目时,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顾钱江结合一些外媒关于“旱区有人外逃”的不实报道,提出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篇针锋相对的报道予以澄清,题目定为《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
　　这个题目让人眼前一亮。首先,此题立意颇合海外舆论的兴趣。本文抓住这一关注点,进行了全面阐述,用“大旱之年无流民”的现象,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生动反映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报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前曾有外媒称,中国一些旱情严重的地区,有受灾百姓出去逃难。其真相到底如何?显然,这一方面正是我们“想说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外读者“想听的”。因此,这一题目的设置有的放矢,必要及时。
　　
　　以“五性”思维提升国际表达水平
　　
　　题目议定之后,对外部几位资深编辑和我一起讨论具体该怎么写,这是“点子”变成“稿子”的过程。讨论的结果是,在旱区采访的记者提供百姓生活状态与火车站等处的见闻,编辑部查阅历史资料和采访专家,在整合上述材料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写作。
　　原料有了,如何炒好这盘“菜”,是提高国际传播力的关键。经过思考和编辑的提示,我的思路越发清晰:紧紧抓住可信性、生动性、解释性、时效性、针对性等“五性”来写。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写,国外读者才愿意看,看得下去,看后觉得真实。
　　为了增强解释性,稿件着力通过背景强化主题:“干旱是中国历史上多发的自然灾害,破坏性巨大。仅以20世纪为例,全世界发生5次特大旱灾,中国占了3次,都发生在1949年前。每遇重大旱灾,就会产生大量因受灾而流亡外地、生活无着的流民”,再比如,“‘外出’意味着民众积极主动以务工形式降低干旱损失,而‘外逃’是一种无奈、绝望的举动”,等等。类似背景的运用,有力地凸显了主题。
　　为了增强可信性,报道着力通过细节来描写。比如,新华社记者在昆明、南宁火车站看到,一些旱区的民众携带大包小包,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正有组织地乘车外出。细节胜千言,不露声色地驳斥了境外所谓“火车站挤满了出逃的难民”的谣言。
　　为了增强生动性,报道着力通过故事来叙述。比如,黄成贵老人对小时候经历的旱灾刻骨铭心。1943年,广东大旱,母亲带着年仅10岁的他和三个弟弟出去要饭。“要不到饭,饿极了,我们就吃树根、野菜、野草,几次差点中毒,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故事从感性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旱灾的严重性。
　　为了增强时效性和针对性,报道选择的播发时机非常恰切。3月31日,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灾区没有发现人员外逃。这为我们采写好的深度报道《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提供了难得的“硬新闻”由头,使得对外传播实现了最优化的效果。
　　
　　让“新闻回归新闻”
　　
　　事后有人说,这篇报道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到了让“新闻回归新闻”。具体而言,一是遵循了新闻规律,二是遵循了对外报道规律。
　　新闻可以是宣传,但宣传不能等同于新闻。笔者在写作初稿时,尽管熬了一天一夜,但连我自己都感觉材料堆砌,空洞无物,宣传味比较浓。
　　我们再次研究材料,改变思路,争取写得“对味”,让外国读者看了后自己得出结论——在中国历史上,大旱出流民,流民带来社会动荡,此现象曾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但今天共产党改写了这个历史。修改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尽可能用事实说话,注意细节表达和故事讲述。
　　修改稿传到编辑手上再改,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将抗旱和汶川地震救灾结合起来,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现在的国力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足以对付这百年一遇的旱灾”。
　　如此几经修改,最后的播发稿写作生动细腻,故事可信,细节丰富,有力地支撑了报道主题,既有横向描述,又有纵向对比,在澄清海外流言的基础上,借力使力,进一步主动地设置了议题。
　　
　　文章实例:中国大旱之年无“流民”　王　勉　王若遥　李怀岩
　　
　　广西南宁火车站里,来自河池市大化县的韦大甘和同乡守着大包小包,焦急地等待东去的列车。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蒋明红说,在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与其在家无所事事,还不如有组织地到外面打工。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喝水问题,还可以增加收入。
　　在旱情更为严重的云南省,政府也决定加大劳务输出以弥补因旱造成的农民减收。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表示,去年全省近120万人外出务工。今年要再增加50万到80万。
　　新华社记者在昆明、南宁火车站看到,一些旱区的民众携带大包小包,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正有组织地乘车外出。
　　“海外有人称中国西南旱区百姓‘外逃’,实际上,他们是外出打工。”云南省大姚县水利局局长普开清说,“‘外出’和‘外逃’只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刘宁31日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也明确表示灾区没有发现人员外逃。
　　在中国历史上,大旱之年往往出现流民,甚至引发社会的大动荡。但当下的西南重旱之中,却没有出现逃荒者,的确令人惊讶。
　　黄成贵对小时候经历的旱灾刻骨铭心。1943年,广东大旱,母亲带着年仅10岁的他和三个弟弟出去要饭。途中,被饿昏的或无力走路倒在路边的流民,随处可见。“要不到饭,饿极了,我们就吃树根、野菜、野草,几次差点中毒,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他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可达说,今年中国西南的旱情和历史上的大旱有得一比,但人们看到的景象却大不相同。政府和旱区群众一起想方设法解决饮水困难和减少灾害损失,没有饥饿,也没有流民。
　　中国总理温家宝不久前赴云南部署抗旱工作时强调,从根本上讲,搞好抗旱救灾工作,还得靠经济实力、靠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受灾地区看,都有能力抵御住这场重大的自然灾害。
　　面对当下罕见的大范围旱灾,中国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救灾能力:
　　水利部门派出30个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云南、贵州和广西等抗旱一线,国土资源部门和军队等协同作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民众饮水困难;
　　解放军武警部队派出26万人,在灾区展开运水、打井、抗旱、救火的行动:
　　中央政府紧急下拨60多亿资金用于干旱灾区人饮解困、灌区改造和农村水利建设。中国还加大了对灾区粮食等物资的供应,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
　　在全力抗旱的同时,中国各级政府最忧心灾区人民的长远生计,特别是防止因灾致贫,有组织地劳务输出便成为一项重大举措。
　　就在此时,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正经历另一场特殊的“旱灾”——大量企业难以招到工人。显然,对那里来说,西南旱灾地区的劳务输出,不啻是送去了“甘霖”。
　　——摘自新华社南宁3月31日
　　
　　责编:谭震